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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頭村，直至“五一”大“掃蕩”也沒挖地道。呂正操說，“如果早一點開展地道戰，敵人的‘五一’‘掃蕩’就會好對付些。”
是月，岡村寧次到石家莊，召開高階軍官會議，研究對冀中的“掃蕩”。當時在冀中軍區作戰科工作的成學俞說：“岡村寧次到了石家莊，當時是知道的，但會議的內容，當時並不知道。”採訪成學俞記錄。1942年4月1日——距“五一”大“掃蕩”一個月。
日軍第27師團部隊開始“掃蕩”冀東。岡村寧次“對該地區的肅正極為關心”，於4月6日到了唐山27師團司令部及豐潤等地。
冀中百姓在挖地道
“4月中旬，方面軍制定了包括詳細專案在內的作戰實施計劃”
日本人“掃蕩”，是有規律可循的。從時間來說，日軍一般是每年春、秋兩季出動，進行“掃蕩”；從空間來說，日軍一般是合擊它認為是我領導機關或有生力量所在地，燒殺一番後，退回出發地。聶榮臻曾談到日軍“掃蕩”的特點，他說：它要搞小的“掃蕩”，還容易些，大的“掃蕩”，就不能經常搞。冬天，它怕冷，出動比較少一些；夏天，有青紗帳，我軍以此為掩護，它有顧慮。它的“掃蕩”，一般以春秋兩季為多，更多的是在九月到十月間。它選擇這個時機，一來青紗帳已倒，便於搜尋我軍蹤跡，二來莊稼剛剛收穫，便於搶掠糧食。我們掌握了敵人“掃蕩”的規律，並不感到怎麼緊張。雖然在1942年2月底出籠的華北方面軍《1942年度治安肅正建設計劃大綱》中，冀中就被列為“治安肅正的重點”，但給人的印象是，在這個計劃中，對冀中的作戰，還是一種例行的“掃蕩”，故而沒有制訂詳細的作戰計劃，各部隊參照往年的“掃蕩”行動即可。而3月份石家莊會議後，對冀中的“掃蕩”變得重要起來，成為此一年度日華北方面軍的一項主要活動。
在《1942年度治安肅正建設計劃大綱》中，對冀中的作戰是這樣敘述的：治安肅正的重點，應放在以剿共為主的作戰討伐上，首先對冀東、冀中地區，然後對太行山北部地區開展治安肅正工作。在1942年度第一期，華北方面軍計劃進行的肅正作戰如下：冀東作戰（一號作戰）冀中作戰（三號作戰）上述兩項作戰，主要由華北方面軍直屬兵團進行。
而到了石家莊會議之後，日方對冀中作戰敘述如下：在冀東地區，由第二十七師團從4月初開始進行“冀東一號作戰”，在冀南地區由第十二軍和第一一〇師團從4月末開始進行“十二號作戰”；在冀西地區，由一一〇師團和獨立混成第十五旅團從4月下旬開始分別進行肅正作戰。上述各地區作戰的用意是要使敵人誤認為例行的春季討伐，並且兼起佯攻牽制的作用，以配合5月開始的冀中作戰（三號作戰）和第一軍執行的晉冀豫邊區肅正作戰（C號作戰）。
顯而易見，在石家莊會議之前，冀中雖被列為“治安肅正的重點”，但不過是一系列“連續不斷的肅正討伐作戰”中的一項，甚至還列在冀東之後。而在石家莊會議之後，對冀中的作戰就突出了出來。與日軍對晉冀豫邊區也即八路軍總部所在地的作戰一道，成為駐華北日軍最重要的兩項作戰。而其他作戰，則只起兩項作用：一是牽制我方，二是迷惑我方。為什麼會出現這種變化，由於資料的匱乏，我們暫時難下定論。不過可以猜測，很可能與太平洋戰爭有關。或許隨著戰局的發展，日本決策當局要求駐華日軍隨時準備抽調出若干兵力，並要求駐華日軍進一步“以戰養戰”，掠奪中國的財富。本來，在2月份制訂本年度“治安肅正建設計劃”時，就已把“方面軍的直轄區縮小到只限於河北省，而且加強了這個地區的兵力，首先把主要著眼點放在河北省的徹底肅正與迅速恢復治安方面。”而後，由於兵力的缺乏和經濟因素的日益重要，駐華北日軍又將本年度的“主要著眼點”縮小至兩點：一是“掃蕩”冀中，“計劃要在青紗帳起之前取得肅正作戰的成果。從5月初開始進行突然襲擊的包圍作戰，然後，長期坐鎮，一面進行掃蕩作戰，一面實行治安建設。”以期“一舉將該地區建設成為治安區，”另一項主要作戰，是企圖搞掉駐晉東南的八路軍總部及中共北方局。
從現有的材料看，當時華北日軍確實需要保持相當大的機動力量，無法抽調過多的兵力進行“討伐掃蕩”。在1942年，駐華北日軍一方面正在積極準備對西安的作戰，另一方面，“對蘇備戰的研究和訓練工作比以往要求的更為具體和迫切了。”1941年12月29日，日本大本營命令駐華北日軍中的第17、第32、第36、第41等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