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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深刻的教育和實際的鍛鍊,少了書生氣,多了英豪氣。抗戰爆發後,同學們紛紛奔赴各地,直接參加抗日鬥爭。在平、津、保等地念書的冀中子弟,許多人回到家鄉,其中不少人成長為優秀的抗日干部。像後來擔任冀中抗聯主任的史立德,任深澤縣縣委宣傳部長的王亢之等等,都是“一二·九”運動時的學生領袖。當年有首歌,唱的是“黃河之濱,集合著一群中華民族優秀的子孫。”應該說,冀中平原,也同樣集合著一群中華民族優秀的子孫。冀中有這麼一批有文化、有覺悟的青年學生,“這是與其他華北敵後抗日根據地不同的特點。”這批中華民族優秀的子孫,冀中人民傑出的子弟,帶著“一二·九”運動的記憶,帶著“七七”事變的硝煙,回到家鄉,他們會向父老鄉親們訴說些什麼呢?他們一定會對父老鄉親們說起日本兵的殘暴,說起1936年11月3日日本兵舉行大演習時殺死中國孩子的事情。當時的報紙記載道:當日軍進朝陽門時,當地有一姓朱的女孩,年紀才11歲,和他的哥哥也打從那裡經過,看見日軍耀武揚威的情形,憤慨得很,沉痛地喊出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她哥哥聽了,恐怕惹出禍來,想連忙帶著她跑開,殊不知兇蠻日兵,在憤怒之下,竟將我們這11歲的女孩,從她哥哥手中奪去,丟在坦克車的下面,壓成肉泥!路旁的人,看到這殘酷的情景,莫不飲恨吞聲,不忍卒睹!他們一定會對父老鄉親說起漢奸們的可恨,說起1935年12月16日大遊行時同學們被拒之門外,只能以血肉之軀撞開城門的經歷。清華大學的校史是這樣記載的:這天,由清華大學率領的城外大隊,拂曉時即出發,途中聯絡北平大學農學院、孔德學校和弘達中學二院等校一千多人。他們高擎校旗和用醒目大字書寫的“全國人民自動武裝起來!”“反對冀察政務委員會!”的橫幅,浩浩蕩蕩地向西直門前進,於八時許到達。城門仍像七天前那樣緊閉著。同學們轉向阜成門,又被拒於城外。再南行往西便門,仍遭閉門阻攔。領隊乃決定一部分學生約四百餘人,留於西便門,其餘六百餘人向永定門進發。留在西便門的學生來到附近的鐵路門,想從這裡進城,城門也關閉著。同學們同城門上面的軍警展開了說理鬥爭,促他們開城,交涉甚久無效,學生們再也按捺不住一腔怒火了。於是,決定用血肉之軀去衝開鐵的城門。立刻,幾百條臂膀結成了一股鋼鐵般的巨流。“一,二,三,衝!一,二,三,衝!”大家有節奏地喊著,奮力地衝擊著鐵門。從高處望下去,煞像洶湧的波濤拍擊著海岸的千年古巖。北風如刀割,寒氣穿透棉衣,襲人肌膚;可是,同學們卻汗流淋漓,早已驅走了全身的寒冷。前面的累了,後面的就換上去,一刻也不停歇。漸漸地,閂住城門的鐵環開始動搖,門縫愈來愈大了。城頭上的軍警見勢不妙,急忙從城牆上砸下大塊的卵石和磚瓦。這更加激怒了學生。他們一面加緊衝擊城門,一面向軍警們回敬了大量的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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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中央蘇區的覺悟都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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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十時許,鐵門終於衝開了,頓時爆發出一陣震天的歡呼。
冀中的百姓們,或許不知道坦克為何物,但他們一定知道一個孩子從小長到11歲,是多麼不容易。冀中的百姓們,或許沒到過北平城,但他們一定懂得,大塊的石頭從城牆上丟下來,是會砸死人的。可以想見,在那些日子裡,在炕頭,在田間,在井臺,在河邊,人們一定都在談論著從城裡回來的學生們帶來的訊息。
或許,在聽不到廣播看不到報紙更談不上電視的冀中農村,農民們就是這樣一傳十、十傳百地,從回鄉的學生們嘴裡得知,東洋鬼子佔了東北不說,還想佔華北,還想滅亡中國。而政府卻一味退讓,並用大刀、水龍、石塊來對付學生。
比如說,像深縣西蒲町村這麼一個離縣城25華里,480多戶的村子,“‘七七事變’前,全村有三十多人是中學以上文化水平,其中有七人是大學程度(三個上國民黨黃埔軍校的未算在內)。這些人每年都要回家度寒暑假,他們在家裡隨時隨地宣傳日本侵華和城市裡的反日活動情況,他們的宣傳很容易地被群眾所接受,”因而早在“七七事變”前,村裡百姓就知道“高麗”亡國後,日本人把那裡的百姓當牛馬,一點自由都沒有,幾家合用一把菜刀等。“所以西蒲町群眾非常痛恨日本,積極參加抗日鬥爭,誓死不當亡國奴。”■人們從鬼子屍體上割塊肉,摘個心,有的割幾個生殖器,說這是“洋藥材”中國人是講究耳聽為虛,眼見為實的。有些百姓聽了學生說的日本兵如何殘忍,也是半信半疑。覺得咱不招惹他,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