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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深刻的教育和實際的鍛鍊，少了書生氣，多了英豪氣。抗戰爆發後，同學們紛紛奔赴各地，直接參加抗日鬥爭。在平、津、保等地念書的冀中子弟，許多人回到家鄉，其中不少人成長為優秀的抗日干部。像後來擔任冀中抗聯主任的史立德，任深澤縣縣委宣傳部長的王亢之等等，都是“一二·九”運動時的學生領袖。當年有首歌，唱的是“黃河之濱，集合著一群中華民族優秀的子孫。”應該說，冀中平原，也同樣集合著一群中華民族優秀的子孫。冀中有這麼一批有文化、有覺悟的青年學生，“這是與其他華北敵後抗日根據地不同的特點。”這批中華民族優秀的子孫，冀中人民傑出的子弟，帶著“一二·九”運動的記憶，帶著“七七”事變的硝煙，回到家鄉，他們會向父老鄉親們訴說些什麼呢？他們一定會對父老鄉親們說起日本兵的殘暴，說起1936年11月3日日本兵舉行大演習時殺死中國孩子的事情。當時的報紙記載道：當日軍進朝陽門時，當地有一姓朱的女孩，年紀才11歲，和他的哥哥也打從那裡經過，看見日軍耀武揚威的情形，憤慨得很，沉痛地喊出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她哥哥聽了，恐怕惹出禍來，想連忙帶著她跑開，殊不知兇蠻日兵，在憤怒之下，竟將我們這11歲的女孩，從她哥哥手中奪去，丟在坦克車的下面，壓成肉泥！路旁的人，看到這殘酷的情景，莫不飲恨吞聲，不忍卒睹！他們一定會對父老鄉親說起漢奸們的可恨，說起1935年12月16日大遊行時同學們被拒之門外，只能以血肉之軀撞開城門的經歷。清華大學的校史是這樣記載的：這天，由清華大學率領的城外大隊，拂曉時即出發，途中聯絡北平大學農學院、孔德學校和弘達中學二院等校一千多人。他們高擎校旗和用醒目大字書寫的“全國人民自動武裝起來！”“反對冀察政務委員會！”的橫幅，浩浩蕩蕩地向西直門前進，於八時許到達。城門仍像七天前那樣緊閉著。同學們轉向阜成門，又被拒於城外。再南行往西便門，仍遭閉門阻攔。領隊乃決定一部分學生約四百餘人，留於西便門，其餘六百餘人向永定門進發。留在西便門的學生來到附近的鐵路門，想從這裡進城，城門也關閉著。同學們同城門上面的軍警展開了說理鬥爭，促他們開城，交涉甚久無效，學生們再也按捺不住一腔怒火了。於是，決定用血肉之軀去衝開鐵的城門。立刻，幾百條臂膀結成了一股鋼鐵般的巨流。“一，二，三，衝！一，二，三，衝！”大家有節奏地喊著，奮力地衝擊著鐵門。從高處望下去，煞像洶湧的波濤拍擊著海岸的千年古巖。北風如刀割，寒氣穿透棉衣，襲人肌膚；可是，同學們卻汗流淋漓，早已驅走了全身的寒冷。前面的累了，後面的就換上去，一刻也不停歇。漸漸地，閂住城門的鐵環開始動搖，門縫愈來愈大了。城頭上的軍警見勢不妙，急忙從城牆上砸下大塊的卵石和磚瓦。這更加激怒了學生。他們一面加緊衝擊城門，一面向軍警們回敬了大量的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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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中央蘇區的覺悟都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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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十時許，鐵門終於衝開了，頓時爆發出一陣震天的歡呼。
冀中的百姓們，或許不知道坦克為何物，但他們一定知道一個孩子從小長到11歲，是多麼不容易。冀中的百姓們，或許沒到過北平城，但他們一定懂得，大塊的石頭從城牆上丟下來，是會砸死人的。可以想見，在那些日子裡，在炕頭，在田間，在井臺，在河邊，人們一定都在談論著從城裡回來的學生們帶來的訊息。
或許，在聽不到廣播看不到報紙更談不上電視的冀中農村，農民們就是這樣一傳十、十傳百地，從回鄉的學生們嘴裡得知，東洋鬼子佔了東北不說，還想佔華北，還想滅亡中國。而政府卻一味退讓，並用大刀、水龍、石塊來對付學生。
比如說，像深縣西蒲町村這麼一個離縣城25華里，480多戶的村子，“‘七七事變’前，全村有三十多人是中學以上文化水平，其中有七人是大學程度（三個上國民黨黃埔軍校的未算在內）。這些人每年都要回家度寒暑假，他們在家裡隨時隨地宣傳日本侵華和城市裡的反日活動情況，他們的宣傳很容易地被群眾所接受，”因而早在“七七事變”前，村裡百姓就知道“高麗”亡國後，日本人把那裡的百姓當牛馬，一點自由都沒有，幾家合用一把菜刀等。“所以西蒲町群眾非常痛恨日本，積極參加抗日鬥爭，誓死不當亡國奴。”■人們從鬼子屍體上割塊肉，摘個心，有的割幾個生殖器，說這是“洋藥材”中國人是講究耳聽為虛，眼見為實的。有些百姓聽了學生說的日本兵如何殘忍，也是半信半疑。覺得咱不招惹他，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