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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控制地盤並主動出擊。但不料人數稀少的部隊反被人數眾多的中國人所包圍了,只求自保,不願出戰。其結果自然是對方一天比一天變成優勢。為此,日華北派遣軍在爾後制訂的《治安肅正綱要》中特別強調:分散配置採取的是最好的進攻態勢,絕不是防守態勢,實質上,正是對潛入和蠢動在各分散配置地點中間的匪團,採取積極攻勢的據點。如果分散配置按防守態勢而配置的話,我兵力必致形成到處都是微弱的據點而成為敵人自由蠢動和各個襲擊的目標。所以說那將是極其危險的配置,後果只會不利。
日軍110師團師團長桑木崇明中將則訓示部下說:“只在白天以正規的行動,數縱隊包圍的戰法,非常困難的,必須應用奇襲急襲的辦法,達到消滅敵人的目的。
至於奇襲的方法,主要是迅速周密的計劃,與秘密企圖,利用夜間或雨天不良的氣候,進入困難的地形,發揮迅速銳敏的機動,一舉向目標急進;利用拂曉,黃昏,吃飯等敵人警戒疏忽時機,出其不意的攻擊敵人,是最有效的辦法。”
就是說,日軍已注意到,用正規戰的辦法進攻八路軍是行不通的,應採用新的戰術,比如說偷襲。明的不行來暗的,白天不行晚上來。雖說在那時,日軍實施偷襲戰術還不太熟練,如周士第談到的,“本來敵人的襲擊,在平地比山地容易,且距離很近;可是我們在冀中平地中活動的部隊,卻沒有遭受到敵人襲擊的損失。自然敵人也對我軍施行過襲擊,但沒有哪一次是成功的。有的是我軍及時轉移,敵人襲擊落空;有的是我軍早有準備,反給敵人以打擊。”不過,這畢竟表明日本人已意識到“如果見到敵人不用新的智巧,仍照原來的老辦法實行正面的攻擊,沒有奇巧特變,不但得不到效果,而且是很危險的。”
在1939年,特別是這一年的後半年,在華北的日軍廣泛開展研究游擊戰術,學習中國話的活動。如日軍第32師團參謀長當山弘道大佐在1939年11月7日的日記中寫道:“少佐以下及士兵、勤雜人員,開始了學中國話的教育,經過督促,約半年才得實現,每週進行兩次。”
1939年12月1日至2日,日軍華北派遣軍召開情報工作負責人會議。“參加會議者,有方面軍司令部的有關人員,各軍、直轄各兵團及駐中國憲兵隊司令部的情報工作負責人等。”華北派遣軍參謀長笠原幸雄中將首先講話,“指出今後華北治安的致命禍患,就是共軍。只有打破這個立足於軍、政、黨、民的有機結合的抗戰組織,才是現階段治安肅正的根本。”該次會議的最後結論是:“中共勢力對華北治安的肅正工作,是最強硬的敵人。為此,應加緊收集情報,確立排除中共勢力的對策,實為當務之急。”戰後,日方戰史研究人員予以這次規格並不高的情報會議很高的評價,認為“此次會議,認識到共軍是華北治安的致命禍患,並且針對此種情況,具體地研究了有綜合、有組織的情報收集工作。由此可以看出其意義的重要。”如果說,在1938年,華北日軍在“華北治安的物件是共軍”這一點上還未達成共識的話,那麼,到1939年底,已吃夠八路軍游擊戰苦頭的日本人,終於省悟到抗戰最堅決的八路軍,才是他們的心腹大患,務必除去而後快。
總之,在1939年,華北日軍雖然還不太適應八路軍的游擊戰,採取的戰術也不那麼對路,但活動比1938年要積極的多。以冀中為例,1939年春季,日軍集中110師團、27師團等部隊,“掃蕩”冀中,佔據了所有縣城和大的鄉鎮,安扎了許多據點。夏季,冀中遭受特大洪水,到處一片汪洋,日軍無法下鄉“掃蕩”,遂四處掘堤,妄想借大水之力毀壞冀中軍民的生存環境。9月洪水剛過,日軍就組織了三次分割槽掃蕩。第一次日軍6000餘人,掃蕩大清河以北地區。
第二次日軍1500多人,掃蕩正定、新樂、無極、深澤等靠近平漢線的縣份。第三次日軍竟出動12000多人,合圍冀中三個地區:從石家莊出動的敵人,“掃蕩”深縣、武強、饒陽、安平等冀中腹心地區;從津浦沿線出動的敵人,“掃蕩”河間、滄縣、獻縣、交河一帶靠近津浦線的縣份;另有敵軍6000多人,再次“掃蕩”大清河以北新城、霸縣、雄縣永清、固安、安次等地。呂正操將軍回憶說:“在1939一整年裡,敵軍對冀中平原的圍攻與‘掃蕩’,比任何地區都頻繁。”
在1939年,年輕的冀中根據地受到的壓力是很大的,這裡應該提到的是,賀龍、關嚮應率一二〇師主力於1939年1月到達冀中。一二〇師在冀中待的時間雖然不長,但打了許多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