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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活動看，敵人修路、挖溝，又出現了新的特點：一是“今春以來敵軍事掃蕩，90％以上是為了掩護修路、挖溝、築碉而進行的，”就是說，修路、挖溝以構成“囚籠”，已成為日本人的“中心工作”；二是“敵人吸取過去修路中失敗的經驗教訓，改變了過去那種先修路後護路的做法，變為現在的先護後修。順序是掃蕩、設據點、建碉樓、挖溝、修路基。”
從以上關於“囚籠政策”的回顧我們不難得出結論：“囚籠政策”的發明人是多田駿而非岡村寧次。這一政策從何時開始實施不得而知，但依常規推測，多田駿1939年9月上任後，總
得有個把月時間熟悉情況、調配人員，研究對策，進行部署。那麼，“囚籠政策”僅實行短短几個月，就令冀中地區感到壓力很大，難以應付。又實行了短短几個月，又令路西山區根據地都感到不同以往，非打不行。“百團大戰”後，多田駿變本加厲，加速推進這一套措施，且有所改進，給各根據地造成新的壓力。可見，多田駿的確也是個日軍方面“屈指可數的中國通”，決非等閒之輩。不過，此人似乎時運不佳。1940年春“囚籠政策”剛剛“初見成效”，就被八路軍一個“百團大戰”打了回去；1941年春“囚籠政策”剛剛有所推進，又很快調離，讓岡村寧次撿了個現成。
再說“治安強化”，情況與“囚籠政策”差不多，也是由多田駿“首創”，岡村寧次“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