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進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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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部把這看作瓦解敵人的主要手段）的效果。”也就是說，日本人痛感，對國民黨重慶政權，光有軍事打擊固然不行，可光有政治誘降也不行。必須是既有政治誘降，又有軍事打擊。這樣又打又拉，方有可能奏效。這裡所說的“冬季攻勢”，是指1939年底到1940年初，國民黨軍從北起蒙疆、南至靠近法屬印支邊境，發動的一場全面出擊。本來，日軍為了切斷國際社會透過中越邊境對中國的援助，在1939年11月，向廣西南寧發動了進攻。日軍作戰部長富永恭次少將說“這是中國事變的最後一戰。”為此日軍調集號稱精銳的第5師團等兵力，作戰之初，日軍進展順利，國民黨軍一潰千里。11月24日，日軍攻陷南寧，但稍後在距南寧50公里處的崑崙關，日軍卻受到二十幾個師的國民黨軍的反攻，日軍精銳第5師團約一個旅團的兵力幾被全殲，旅團長中村少將死在手術檯上。訊息傳來，日軍21軍指揮部“充滿悲觀氣氛。”

在華北、華中各地，日軍也均遭到國民黨軍的反攻。日方文獻聲稱：這次冬季攻勢的規模及其戰鬥意志遠遠超過我方的預想，尤其是第三、五、九戰區的反攻極為激烈。據分析，蔣政權發動這次攻勢，是為了適應當時國際形勢的變化，用以顯示本國軍隊仍然強大的行動，維繫其國際信譽，藉以掌握民心。同時，在很大程度上還想以此行動抑制和阻止新中央政權（指汪偽政權）的建立。

這次冬季攻勢，據日方文獻，國民黨軍“蒙受極大損失，僅遺棄的屍體就約有五萬具。”而日軍自供“付出的犧牲是過去作戰不曾有過的。”日本人說：“這次冬季攻勢，對於缺乏進攻作戰積極性的日軍來說，也是一次教訓，使之有機會重新估計敵人的戰鬥力量。”日軍“對重慶軍有了新的認識，痛感必須在軍事上加以壓制，堅決要求增派兵力。”

為了報復國民黨軍的冬季攻勢，並打亂國民黨軍在整訓結束後可能發起的進攻。1940年5月1日，日軍突然進攻湖北宜昌，國民黨軍被打得大敗，宜昌失守。宜昌距重慶僅約480公里，宜昌一失，日軍進攻四川，攻打重慶的門戶就開啟了。日方文獻對宜昌作戰評價很高：“眾所周知，這次作戰給了當初戰鬥意志旺盛的第五戰區部隊，精神上、物質上極大的打擊。在重慶很快傳出‘日軍逼近重慶’的風聲，加上歐洲形勢激變，使重慶政權內部抗戰與和平兩派的分裂更加激化。日中戰爭八年中，蔣介石總統最感到危機的時刻，就是宜昌作戰的時候。”

日中國派遣軍總部的一位作戰參謀井本，在6月7日的日記中洋洋得意地寫道：“歐洲形勢正急劇發展。我相信，這時候加緊對重慶壓迫而不是放鬆下來，對解決事變實乃一大助力。”

在地面進攻的同時，日軍還從空中實施打擊，從5月18日至9月4日，歷時110天。狂轟濫炸之後的“重慶街道幾已無法辨認，”國民黨軍方面承受著前所未有的壓力。而就在這“佔領宜昌使重慶政權受到震撼，另外正當對重慶的和平工作（桐工作）頗有進展之際，”華北八路軍突然於8月20日夜發動“百團大戰”。予日軍以沉重打擊，日軍此後沒有向國民黨軍發動新的大規模進攻，並於1941年初從華中調兩個師團北上，大大減輕了國民黨軍的壓力。所以彭德懷說，百團大戰“減輕了當時日軍對蔣介石的壓力。在客觀上是起了援助蔣介石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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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冀中開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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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一年，日軍忙於進攻各敵後抗日根據地。這一年年初，國民黨當局製造了“皖南事變”，國共關係極度緊張，日軍也樂於處於一種坐山觀虎鬥的位置，以武力壓服重慶政權的事情一時擱置下來。但少數人仍堅持在中國大陸應一舉粉碎重慶政權，日中國派遣軍總參謀長後宮中將就說：“我個人歷來主張進行四川作戰，”但“在當時的派遣軍中，除畑總司令官之外，關於以武力解決中國問題都不熱心，”在1941年10月，日參謀總長杉山前往中國巡視時，時任日華南派遣軍司令官的後宮淳中將就堅決主張應集中全部軍隊打倒蔣政權。認為“打倒蔣要遠比打倒英美容易。”他知道時任華北派遣軍司令官的岡村寧次與自己觀點一致，故提出可以由華南派遣軍和華北派遣軍聯手作戰，他說：只要“給華南方面軍增加三、四個師團，”就“可以佔領昆明，斷絕緬甸通道。接著與華北方面作戰相配合，可以消滅蔣政權。”這個意見，未被採納。

戰後日方軍史研究人員以遺憾的心情寫道：“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意見對日本方面來說，確實是行使武力的惟一有利之處。但是，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