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進村

第16部分 (第1/4頁)

‘西安洛陽作戰’等方案”並請求日中國派遣軍儘早就此方案給予答覆。1942年4月及5月，華北派遣軍副參謀長有末精三，一再提出此請求，但他也看出上峰對此興趣不大。“有末少將可能考慮到總司令部未必同意西安和延安作戰，所以是在總司令部有關人員不在的情況下，提出上述要求的。”事情弄到這個地步，日華北派遣軍參謀島貫武治大佐忍不住埋怨說：這件事已被列入方面軍的1942年度肅正建設計劃之中，而且於1942年2月初向中國派遣軍作了報告。但是，中國派遣軍比起西安作戰來，更為重視長沙、常德作戰。至於消滅延安更是不在話下了。

這裡所說的“消滅延安”是怎麼回事呢？原來，在中國派遣軍總部內部，曾有人指出華北派遣軍進攻西安計劃不可取的原因之一，就在於未利用國共之間的矛盾。“他們認為目前國共雙方鬥爭正在激化，最好不要觸動與延安對峙的第八戰區部隊。”對此華北派遣軍反駁說：“這種看法是對共產黨勢力的本質認識不足。日本與重慶之間暫時處於戰爭狀態，卻有能夠共存的性質。但是，日本與共產黨勢力之間則是不容許共存的。求助於國共鬥爭等想法，完全是一種姑息的看法。必須依靠自己的力量，毅然決然地圍剿消滅共產黨勢力。”因此，在1942年1月制訂的“西安”、“洛陽”等作戰方案中，“均含有摧毀延安的意義。”島貫武治甚至說：“華北方面軍的真實意圖，卻在於消滅延安。”

1942年2月25日至26日，日華北派遣軍召開了參謀長聯席會議，下達了島貫武治提到的《1942年度治安肅正建設計劃大綱》，該“大綱”聲稱：“特別要先以河北省北部的肅正工作為重點，”同時，“根據情況，斷然進行西安作戰、延安作戰，為中國事變的解決、華北局勢明朗化作出貢獻。”

1月底制訂的西安作戰計劃，2月底才下達“治安肅正大綱”，從這個時間順序上也可以看出，當時在岡村寧次心目中，西安作戰的位置是第一位的。可是，事情卻遲遲定不下來。為此，岡村寧次很不耐煩地表示：“如能增加一定的兵力，則可以進行五十號作戰（指進攻西安）。如不能增加，則準備暫時從滿洲借用兵力，徹底進行治安整頓。”

看來，當年岡村寧次的打算是：第一位的選擇，是進攻西安，以壓迫重慶，並摧毀延安。“為中國事變的解決”作出“貢獻”，以從中國戰場騰出手來；第二位的選擇，是在進攻西安不可能的情況下，轉而全力進攻華北各抗日根據地，特別是河北的抗日根據地。這河北的抗日根據地中，據日後日方實際實施的情況看，又主要是冀中。

不過，岡村寧次始終念念不忘進攻四川的念頭。1944年12月15日，也即他任日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後，還對參謀人員們說：“大東亞戰獲勝之道，惟有在太平洋上與美軍死拼，並使中國政策迅速屈服。派遣軍應排除萬難，達成屈服中國政府的目的。”

…

從冀中開刀（5）

…

這是一個始終牢牢不忘自己的敵手，並一定要傾其全力壓倒對方的人。他將會給對方帶來怎樣的災難呢？災難的鐘擺，在延安和冀中兩者之間晃動著。它將停在何處呢？■減少一個日本兵，即可節省二千日元早在1938年5月，毛澤東便指出：“日本國度比較地小，其人力、軍力、財力、物力均感缺乏，經不起長期的戰爭。日本統治者想從戰爭中解決這個困難問題，但同樣，將達到其所期求的反面，這就是說，它為解決這個困難問題而發動戰爭，結果將因戰爭而增加困難，戰爭將連它原有的東西也消耗掉。”抗日戰爭的歷史程序，完全證實了他的預言。日方文獻聲稱：“從昭和14（1939）年秋天到15（1940）年春天，日本的國力窮困急劇表面化了，”“日本為突然表面化的國力窮困狀態而苦惱著。寄以極大希望的擴充生產力計劃已正式開始執行，而實際完成情況僅僅為計劃數的80％。電力不足、嚴重的米荒一齊襲來。”看來還是工業、農業全面危機，其中農業危機尤為嚴重，在日本國內的東京、大阪等大城市，缺米現象十分突出，“在東京各警察署管區內，許多人家的米穀儲存量降到平常需要儲存量的一半以下。警察署長親自和糧商一同為買米而奔走，並採取了每次出售限制在二升以下的辦法。”

“此糧食問題造成人心極度不安，”甚至“發展成為阿部內閣倒臺的最大因素。”然而，“接著組閣的米內內閣仍然為此問題而苦惱，直到昭和15年（1940）5月每次的閣議‘總是議論米的問題’（5月4日，畑陸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