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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當時的北平、天津、保定、石門、德州、滄縣等是情報站的主突目標，但又容許兩個以上軍分割槽各自進行重複性的情報工作，如石家莊（當時叫石門）我之六、七軍分割槽和太行一軍分割槽、冀西三、四軍分割槽都有自己的內外線工作活動。”
像石門、保定這些城市，都是敵偽的統治中心，要想打進去並站住腳，是十分困難的。說到冀中的情報工作，不少人可能會想起冀中作家李英儒創作的小說《野火春風斗古城》及據其改編的同名電影。這部小說，就是李英儒根據他在保定情報站工作的親身經歷寫成的。而李英儒去保定，已是“五一”大“掃蕩”以後的事情。1942年底始任冀中區黨委敵偽軍工作部部長的史立德同志，回憶起派遣李英儒去保定的情況，說：英儒同志接受任務後，很快帶愛人張淑文同志進入保定，在他姐姐家落戶，辦好一切居住證明後，即遷入極為隱蔽的民房。於1943年春，在淑文同志協助下開始了保定站的工作。地下工作生活條件極艱苦，在此期間他們生了第一個孩子，不敢請接生員和進醫院助產，不得已英儒把老母親從農村接來照顧他愛人，孩子出生後衣、被都是英儒從他家拿來的。在“五一”大“掃蕩”以後的1943年，到保定去從事情報工作，且如此艱難，“五一”大“掃蕩”以前，就更為困難了。因而原星說，在1941年以後，雖開始重視派遣、情報工作，但“冀中軍事諜報工作，建立時間較短，雖為當時對日鬥爭方面，發揮了一定作用，但總是根底較淺，還未形成顯著力量。”
在抗戰期間，冀中諜報工作取得的最大成績之一，是在1943年成功地獲取了日軍即將大規模“掃蕩”路西根據地的情報。
除了保定工作站獲取了日軍即將“掃蕩”路西根據地的情報外，據說石門情報站也獲取了類似的情報，原星迴憶說，當年有一位名叫王格非的同志，受冀中軍區情報處長張存實的派遣，潛入石門。據說該同志先由一般職業掩蔽站住腳後，經過努力，最後打入敵憲兵特務系統，曾在1943年日寇對冀西山區（北嶽區）要進行秋季“大掃蕩”
時的重要情報，提前一週作了報告。
可見，在1943年時，冀中的諜報工作已達到了相當的水平，已經能夠準確地提供日軍戰役性行動的情報了。如此人們不禁會想，如果1942年“五一”大“掃蕩”前，冀中的情報部門能夠像1943年時一樣，提前獲取敵人即將發動大“掃蕩”的情報，歷史，或許會是另一個樣子。然而，在1942年，冀中的諜報工作的水平比1943年要差一大截子，打入日偽核心機密部門的人幾乎沒有，最多也就是打入日偽的外圍組織，像七分割槽情報人員孟魚，打入正定偽警察局當了特務隊長，另一名情報人員谷再興，打入無極的特務隊。李英，打入偽治安軍六團。等等。而在1942年要判斷敵偽增兵的動向，比1943年更難。因為在1942年，如果敵人增兵平漢路沿線據點，那麼敵人是要“掃蕩”路西呢？還是要“掃蕩”路東呢？而在1943年，路東冀中基本在敵人控制之下，那麼就只剩下一種可能性：“掃蕩”路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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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充分認識中共情報能力的優越性”（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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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也有一種說法，說是冀中七分割槽情報站，在“五一”大“掃蕩”前即已獲取了敵人即將“掃蕩”冀中的情報，當年任七分割槽情報總站站長的牛臻回憶說：“1940年6月，冀中七分割槽司令部偵察科（股）派張文盛到新樂縣蘇仙莊建立了藁無中心情報站，”“石家莊一直是藁無中心情報站的主要目標。1941年以後，建立了石家莊情報小組，由鮑俊德負責冀中七分割槽要求藁無中心情報站，嚴密監視敵人動態，隨時上報敵情，軍分割槽首長還明確提出，要努力爭取從石家莊獲得敵人的戰略、戰役的重要情報。1942年春，敵人‘五一’大‘掃蕩’前夕，藁無中心情報站石家莊小組負責人鮑俊德，透過內線人員，利用關係蒐集到石家莊日軍第八混成旅團要與一一〇師團換防，並在近期對冀中抗日根據地進行大‘掃蕩’（即‘五一’大‘掃蕩’）的重要情報。情報指出：敵人準備採取‘聲西擊東’的辦法，打著竄擾冀西的幌子，實際要對冀中進行拉網式的大‘掃蕩’，並要在這一地區建立大量炮樓、據點情報站蒐集到的這些敵人情報，雖然是零零碎碎的，但對部隊反‘掃蕩’和安全轉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從這段回憶看，冀中軍區七分割槽的情報部門，早在“五一”大“掃蕩”前即已知曉日偽軍在平漢線一帶大量增兵，頻繁調動，表面上宣稱是要“掃蕩”路西，實際上是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