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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慶的《新華日報》上。發表後不久，毛澤東在延安指示將其列入中國共產黨的整風檔案。當時毛澤東就提出：我們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
歷史上，1644年是一個改朝換代明確的界限。陶瓷史上沒有這個界限，瓷器風格在1644年前後二十年間慢慢過渡，西方學者也把這個時期叫做〃轉變期〃。由於政局動盪，這個時期的瓷器少受政治的約束，但品種較為單一，今天能看到的大部分是青花，間或有少量的五彩或單色釉。
明代人宋應星寫了一本書叫《天工開物》，是中國科技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部著作，在崇禎十年首版發行。宋應星在書中對紡織、印染、鑄造、制瓷等工藝都做了詳盡論述，對明朝嘉、萬以來科技的高速發展做了一個概括性的總結。《天工開物》可以說是一本教科書，對當時社會經濟的發展起到極大的作用。今天回過頭來看這本書，能看到對當時社會科技成就詳盡的記載。其中，關於制瓷的記載，為我們研究明末青花瓷提供了重要的資料。
【天啟崇禎青花】
風雨飄搖的明朝到了天啟、崇禎時期，已經明顯出現了頹勢。天啟皇帝喜歡做傢俱，不喜政事，我在講傢俱的時候講過。崇禎倒是想力挽狂瀾，但明朝已經無藥可救了，一定要亡，所以崇禎皇帝即便有天大的本事，也不可能把明朝救活。
但明末的青花瓷器卻一反常態，煥發出勃勃生機。它擺脫了嘉靖、萬曆以來那種繁縟、密不透風，走向了清麗舒朗，這種風格也影響到清代青花的未來走向，尤其奠定了康熙一朝青花瓷器的基礎。天啟、崇禎兩朝的官窯瓷器非常罕見。有沒有官窯呢？有，今天依然能夠找到官窯，而且相當精美，但數量非常少，遠遠不及嘉靖、萬曆時期。但民窯產品非常多，而且很多產品的質量大大高於官窯。後來的清朝沒有這種現象，清朝最精美的瓷器一定是官窯。晚明的民窯青花擺脫了明代近三百年的宮廷桎梏，變得生動起來。過渡期乃至後來的康熙青花，最生動的都是民窯，這一點跟我們的想象有點兒差距。這是什麼原因呢？
首先，經濟會受政治的影響，但當政治上完全處於放任的時候，經濟也會自發地產生新的門類。經濟的自我修復能力特別強，中國歷史上有很多這樣的例子，比如文景之治、貞觀之治，歷史上的這些盛世都是經濟的自我修復。老百姓生活非常苦的時候，一旦政治氣候寬鬆了，馬上就開始自我修復，努力實現自己的生活目的。明末天啟、崇禎統治者對瓷器生產採取完全放任的態度，根本顧不上；清初的順治、康熙剛建立政權時，也沒有能力控制景德鎮的瓷器生產。在這種情況下，民窯的青花就蓬勃發展。這種發展表現在對質量的追求上。過去對晚明青花的認識都有誤差，往往一說晚明，就是〃粗大明〃，非常粗糙，實際上不是這樣。我講過，當晚明的社會經濟急速發展的時候，社會的需求會增加，這是導致產品質量提升的一個基本保證。首先是社會需求，沒有需求就沒有生產。
其次，晚明版畫對青花的畫工產生深刻的影響。晚明時期，小說非常流行，尤其是帶版畫插圖的小說。今天去圖書館都可以查到，像《水滸》、《三國》等等，這些書都帶有版畫。版畫一般來說，分為三大派：徽派，安徽的；金陵派，南京的；建安派，福建的。晚明時期，這三個地方的版畫最為盛行，非常精美，對景德鎮的瓷器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崇禎青花過去不受重視。在我喜歡青花的時候，很少有人研究，再往前推二十年，就更沒有人研究了。過去都不知道崇禎一朝燒過青花瓷，往往一說就是嘉靖、萬曆，後面跟著是康熙、雍正，就到清朝了。近一百多年以來，幾乎所有的收藏家、研究者、博物館，都對崇禎青花有誤解，認為這類青花一定不是崇禎的，而是後面康熙或者雍正的。因為只有在清朝的鼎盛時期，才可能生產出來如此精美的青花。崇禎青花很多都寫干支款，不寫〃大明崇禎×年〃，只寫干支，比如〃丙子〃、〃庚辰〃，等等。當崇禎青花寫干支款的時候，我們的判斷往往會推後六十年，正好是康熙和雍正時期。所以大量崇禎青花的斷代都被推後了。直到二十年前，研究崇禎青花的工作才開始進入實質階段，透過排列，透過比對，我們可以清晰地認識到崇禎青花的真實面貌。
【崇禎筆筒】
很早的時候，我就對崇禎青花特別感興趣。我發現這個時期的青花跟其他青花不一樣，就開始注意收藏。有一回，我在北京古玩城買了一個青花筆筒。那是20世紀90年代初，國家剛允許市場賣古董。當時北京古玩城剛剛開張，還不是樓呢，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