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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的“床”，就是馬紮。他的語境非常清晰，動作清清楚楚，李白拎著一個馬紮，坐在院子裡，在明月下思鄉。
我們躺在床上是沒辦法舉頭和低頭的，頂多探個頭，看看床底下。如果你對中國建築史有了解，就知道唐代的建築門窗非常小，門是板門，不透光。宋代以後才出現隔扇門。中國現存的唐代建築，全國有四座，比如山西的佛光寺、南禪寺，都是現存於世的唐代建築，大家有機會可以去看看。而且，唐代的窗戶非常小，月亮的光幾乎不可能進入室內。尤其當你的窗戶糊上紙、糊上綾子的時候，光線根本就進不來。所以李白說得很清楚：我在院子裡坐著。
杜甫有一首寫景的詩，對李白這首詩做了一個詮釋。杜甫的《樹間》：
岑寂雙甘樹，婆娑一院香。
交柯低几杖，垂實礙衣裳。
滿歲如松碧，同時待菊黃。
幾回沾葉露，乘月坐胡床。
杜甫說得非常清楚：我衣服上都沾上樹葉上的露水，都不記得在樹下坐了多少回了，說的是室外。
其實李白還有一首流傳甚廣的《長幹行》，開頭這樣寫：
妾發初覆額，折花門前劇。
郎騎竹馬來，繞床弄青梅。
詩中以小女孩的口吻說：我小的時候，拿了一個馬紮坐在門口，折了一支花，在門前玩耍。小男孩騎著竹馬，圍著我繞圈起膩。說得多清楚啊！一般的書往往解釋到這一點的時候，就講不通了。小女孩坐在門口玩，“折花門前劇”，劇是戲劇，當玩耍講。“郎騎竹馬來，繞床弄青梅”——下一個鏡頭進屋了，小男孩圍著一張大床轉。好像很蒙太奇，很電影化。這種解釋根本不通。且不要說當時的床是頂著牆放，根本不能繞圈兒轉，就算可以轉，小男孩圍著小女孩很曖昧地轉來轉去，也不是李白的原意。這句詩是成語“青梅竹馬”的來歷，表示兩小無猜。
我們一提唐詩，就說李白、杜甫、白居易。白居易也有一首《詠興》，對李白所說的“床”也做了詮釋。這首詩是長詩，有點兒像打油詩。開頭幾句：
池上有小舟，舟中有胡床。
床前有新酒，獨酌還獨嘗。
白居易說得很清楚：水上有一條小船，小船上有一個胡床。下面由於唐詩韻律、字數的限制，他不能說“胡床前有新酒”，只能說“床前有新酒”，我自己邊倒邊喝。詩中的“胡床”與“床”明顯指一個東西。
我們對《靜夜思》的誤解，來自於我們起居方式的徹底變化。千年之後，我們不知道我們民族已徹底告別了席地坐。古代很多名詞是一詞多用，今天很少有這個現象。今天，由於文化的進步，名詞都儘可能分類。一個事物就是一個名詞，說得很清楚，不清楚就要用附加詞。古代不是這樣，古代的一個名詞可能代表多種事物，比如“床”。
李白還有一首小詩，很有意思。其中一句說：“去時無一物，東壁掛胡床。”（《寄上吳王三首》）這裡有一個動作：掛。意思就是馬紮折起來，可以掛在牆上。從這一點來說，我們要了解過去的社會，就一定要了解它強大的文化背景。
其實，早在隋朝，胡床的名字就發生了變化。《貞觀政要》有這樣一段記載，唐太宗說：“隋煬帝性好猜防，專信邪道，大忌胡人，乃至謂胡床為交床，胡瓜為黃瓜，築長城以避胡。”隋煬帝有鮮卑血統，反而特別忌諱胡人。他下令把胡床改名。因為胡床腿部交叉，所以改為“交床”。同時，隋煬帝又改了很多其他物品的名字。比如說我們吃的黃瓜原來就叫胡瓜，蠶豆原來叫胡豆，綿羊原來叫胡羊，核桃原來叫胡桃，等等。
但是，當政府下了政令以後，民間適應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才能徹底執行。比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後，國家公佈實行公斤制，但是我們今天仍習慣於市斤制，就是老百姓說的“斤”。現在建國五十多年，政府多次下決心要改，都未能徹底改過來。除了新疆和雲南這些邊遠地區，現在實行公斤制，內陸地區大部分還是習慣用市斤。如果你去買雞蛋，一定說“我買二斤雞蛋”，肯定不說“我買一公斤雞蛋”。最近幾年，政府又說要更準確些，說“千克”。你跟售貨員說“來兩千克雞蛋”，那個售貨員肯定看著你，不知道你要幹嘛。其實你就是要買四斤雞蛋，但是你不好好說，你非說“來兩千克雞蛋，是國家讓我說的”。這話聽著就很彆扭。
由此可見，民間要把一個習慣詞彙改過來，需要漫長的時間。所以到了唐代，甚至更晚，雖然政府已將馬紮的學名改成了“交床”，但老百姓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