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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幾乎陷於癱瘓狀態。次年,蘇聯紅軍進攻芬蘭,因情報跟不上被重創。幸運的是,在這場動亂中大批在國外工作的格柏烏人員得以倖存,這為即將到來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打下了牢固的情報基礎。
“二戰”爆發後,軍事情報工作重新得到克里姆林宮的重視,1940年6 月,菲利普·戈利科夫被任命為總參情報部部長。在他的領導下,格柏烏很快又高效運轉起來,大量有價值的情報從全世界各地源源不斷地傳送到莫斯科格柏烏總部。斯大林親自委派菲利普·戈利科夫前往歐洲和美國,疏通各種有利於蘇聯的情報通道,很快,格柏烏便在全球建立了卓有成效的情報網路。其中在歐洲主要是蒐集各種軍事情報,以利於展開軍事行動;在美國則主要是蒐集軍工科學方面的資訊,這些情報後來對蘇聯的國防工業發展起到了極大的幫 助作用。
整個“二戰”期間,格柏烏利用共產國際的關係,在全世界建立了幾個被情報界視為樣板、至今仍為人津津樂道的情報網,如:由波蘭共產黨員雷貝,多姆於1939—1942年在歐洲建立的“紅色管絃樂隊”秘密電臺網,德國共產黨員理查德·佐爾格於1933~1941年在日本東京建立的“拉姆扎”情報小組,中國共產黨員楊奠坤、張逸仙等於1932年一1940年在中國建立的“滿洲情報組”,日籍蘇共黨員武田義雄於1937一1943年在中國南京、上海建立的“梅傑姆”小組還有設在中立國瑞士的“拉多”情報網、美國的阿姆託格公司等。 在這些英雄的群體裡,湧現出許多光輝的名字:波蘭共產黨員雷貝·多姆,德國共產黨員理查德·佐爾格,中國共產黨員楊奠坤、張逸仙,日籍蘇共黨員武田義雄,等等。另外,還有一批超級特工在孤軍奮戰,如在納粹德國保安局戰鬥了十個春秋、號稱“千面人”的蘇軍情報員阿貝爾,號稱“超級女諜”、在歐洲建立卓越功勳的德國共產黨員烏爾蘇拉…漢布林格這些英雄的名字將同他們創造的業績永存史冊。
20世紀30年代,蘇聯紅軍總參情報部(格柏烏)為便於在世界各地開展對帝國主義國家的情報偵察活動,藉助共產國際(第三國際)的力量,動員了成千上萬的各國優秀共產黨員組成數以百計的情報小組,開始了曠日持久的秘密戰。
一個英國人寫過《英國諜報史》、《日本諜報史》、《美國諜報史》、《中國諜報史)),其中《中國諜報史))寫得很膚淺,也不夠全面。
本書的作者之一許文龍在1996年曾出版過《中共特工》一書,在海內外引起極大的轟動,終於彌補了沒有國人寫《中國諜報史》的空白。只是由於內容的限制,沒有更好地敘述共產國際情報組織在中國的活動。其實中共的情報組織在很大程度上借鑑了蘇聯“契卡”和“格柏烏”的工作經驗。許多中國著名的特工專家都曾在蘇聯受訓。中共早期情報組織中央特科的情報工作極為出色,在世界諜報史上都堪稱一流。在相當一段時期內,中央特科和共產國際、蘇聯的情報組織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而同時,中共又應共產國際之邀,派遣了大批中共黨員充實共產國際情報組織。 中央特科與共產國際情報組織建立的工作關係,直到後來與共產國際聯絡的電臺被軍統破壞才告一段落。抗戰時期才又恢復了聯絡,蘇軍總參情報部以塔斯社駐延安記者站的名義在華活動(中共對外稱“農村工作部”)。這樣,在前後近二十年時間裡,一大批中華兒女與國際友人為了共同的事業,在秘密戰線上始終堅持著捨生忘死的戰鬥。
本書只是擷取了共產國際中國情報組織的活動片斷,展現給親愛的讀者。
1930年至1932年,紅色諜王佐爾格進入中國上海,在短短的三年裡,他在中國華北、華南、華東廣大地區編織起一張巨大的情報網,為共產國際中國情報組織開創了一個良好的開端。接著,他的繼任者華爾頓在1933年至1935年間再接再厲,將中國情報組織發展到了鼎盛時期。然而,天有不測風雲,由於陸海防兄弟的叛變,使佐爾格、華爾頓建立起的中國情報組織遭到毀滅性打擊,共產國際中國情報組織一度陷入停頓。然而,紅色特工並沒有停止戰鬥,以蘇子元、張永興為代表的國際情報戰士在蘇軍遠東軍區情報部門的支援下,同日本關東軍再次展開較量。共產國際情報組織密切關注中國局勢的變化,他們在莫斯科設立軍事情報學校,招收大批中共黨員、愛國青年,加以正規培訓,分批分期派回東北、建立規模龐大的“滿洲情報組”,對盤踞在東北,華北的日寇展開空前猛烈的秘密戰,機場被炸、貨場被燒、鐵路中斷日本法西斯被打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