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諜報員：約翰（波蘭）
報務員：塞帕·魏騰加爾（德國）
馬克斯·克勞森（德國）
情報員：克拉斯·塞爾曼（愛沙尼亞）
柳芭·伊凡諾夫（蘇聯）
安娜
烏爾蘇拉·漢布林格（德國）
尾崎秀實 （日本）
方文 （中國）
常同志 （中國）
佐爾格核心小組的一半人馬，後來都成了佐爾格在日本“拉姆扎”小組的成員。透過在中國情報工作的鍛練，他們都成長為堅強的紅色國際特工。
第6節 佐爾格最後的傑作
我有理由相信，這個國家在不久的將來，一定會在世界上崛起。
——理查德·佐爾格
佐爾格在離開中國之前所做的最後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營救牛蘭夫婦。要想了解“牛蘭夫婦事件”的來龍去脈，還得從頭說起。
1927年4月，北京奉系軍閥張作霖派軍警搜查蘇聯大使館、遠東銀行和中東鐵路辦事處，逮捕共產黨員李大釗等60多人，劫去大批檔案；天津法租界蘇聯幾家商行被搜查；蘇聯駐上海領署被萬國商團包圍。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這一連串突發事件，使蘇共和共產國際都有些摸不著頭腦。共產國際聯絡部、遠東局等機構則因在中國的工作不力，負有失察之責而受到嚴厲的批評。各方檢討之後，決定派遣得力人員來中國瞭解情況，探討建立秘密聯絡站，用新的方式加強與亞洲各國黨和中國共產黨的聯絡。牛蘭夫婦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受命來華的。
西方學者認為，牛蘭事件之所以撲朔迷離，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弄不清牛蘭夫婦的真實姓名。牛蘭有十幾個化名，“牛蘭”則是他在中國的化名之一，他的真實姓名是亞可夫·馬特耶維奇·魯尼克，1894年出生於烏克蘭的一個工人家庭，10歲時便失去父母，獨立謀生求學，1914年畢業於基輔的一所商業學校。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因作戰勇敢被送入聖彼得堡軍事學校學習。1917年2月，在推翻沙皇專制統治的鬥爭中，牛蘭開始了他的革命生涯，成為布林什維克的一員，曾擔任“芬蘭團”政治委員，十月革命時率隊攻打冬宮。1918年，牛蘭被選入捷爾任斯基領導的“契卡”（肅反委員會）。此後先後到烏克蘭及歐洲數國執行特殊任務，曾在法國被捕，判處兩年有期徒刑。1924年刑滿返回蘇聯，調入共產國際聯絡部，擔任與奧地利、義大利、德國等國共產黨聯絡的秘密信使。1927年共產國際選定牛蘭作為派往中國的特使，指示他以私人身份經歐洲赴上海，以商人身份為掩護建立秘密聯絡站。當年11月，牛蘭到達上海，此後一年多的時間中，他來往於上海與歐洲之間疏通聯絡渠道，在上海租界區內活動，到中國其他城市旅行。到1929年，牛蘭開始全面負責中國聯絡站工作。次年，他的妻子達吉亞娜·瑪依先克也帶著2歲的兒子吉米來到上海，協助丈夫工作。
牛蘭夫婦在華期間，利用其在上海租界區內的各種合法身份，從事共產國際執委會及遠東局與中國共產黨和亞洲各國黨的聯絡工作：接收中轉信件，建立秘密印刷點，租用秘密會議的場所，為赴蘇聯學習開會的共產黨人辦理各種必要的手續等。據牛蘭的述職報告和其他相關檔案資料顯示，當時掩護這些活動的主要是上海租界區內的三家貿易公司，其中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是“大都會貿易公司”。當時這家公司資金雄厚，在生意圈內口碑頗佳。共產國際透過秘密渠道將援助亞洲各國黨的資金匯入該公司。據記載，自1930年8月到1931年6月，援助中國共產黨的資金平均每月達二萬五千美元，高出其他支部十幾倍。
牛蘭夫婦是經驗豐富的特工，來到上海後，面對異常複雜的環境，牛蘭夫婦設法搞到了比利時、瑞士等多國護照，使用數個假姓名，登記了八個信箱，七個電報號，租用十處住所，兩個辦公室和一家商店，並頻繁更換聯絡地點，儘可能避免與中國共產黨聯絡人員直接接觸。
1931年6月15日，牛蘭夫婦和他們的兒子及孃姨（保姆）趙楊氏先後被上海公共租界警務處英國巡捕逮捕，罪名是共產黨嫌疑。從現有資料看，牛蘭夫婦被捕的主要原因是連續發生了兩次意外事件。
1931年6月1日，共產國際信使約瑟夫在新加坡被捕，英國警察從約瑟夫攜帶的檔案中發現了一個上海的電報掛號和郵政信箱，便將其通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務處。警務處密探尋查監視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