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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哥指著髒罐子和刷子給他看時，阿布杜拉頭疼起來，一下倒在床上，發起牢『騷』來：
“我明白了。你是白人，聖地亞哥，而我是黑人。所以你要我當傭人來伺候你們大家。”
聖地亞哥是個和平使徒，阿布杜拉的這句話比用尖刀刺他還要讓他難過。他也憤怒了。
“阿布杜拉，你居然對我說這種話！”他憤怒地叫道，“而我卻為了黑人的平等奮鬥了六年。這次出航對我而言最大的意義就在於─”
阿布杜拉沒聽完就用睡袋矇住了自己的頭。當他再次探出頭來時，恰好瞥見我拿著一堆髒罐子，搖搖晃晃走到船尾。他驚奇地睜大了眼睛。
“我只是和你調換一天。”我解釋道。
第二天，就見阿布杜拉高興地站在船尾，哼唱節奏感很強的非洲歌曲，手裡刷著平鍋。
過了一天，又有一件事驚動了我們。喬治私底下來找我，想要此後一個人承擔刷洗廚房的工作。這是一件乏味的工作，卻還要輪換，而其他人還有更重要的任務要完成。
這就是喬治，不錯，正是喬治，以後就一直負責廚房的雜務，而“太陽”號上的廚房從此也乾淨到了極點，大家也不用為洗鍋的事情費心了。
後來有一段時間，諾曼和卡洛對於尤利和喬治總有些對立情緒，覺得尤利和喬治非要別人下命令才知道幹活，而他們自己從早到晚除了自己的職責還到處找活兒幹。他們對阿布杜拉缺乏積極主動『性』倒還能理解，但這兩位都受過高等教育，不應該光等著別人下命令啊。同時，尤利、喬治和阿布杜拉也對諾曼和卡洛感到惱火，覺得他們兩人的軍隊作風太過火了，他們動不動就下命令，而不能像朋友那樣平心靜氣地講話。他們根本不懂得如何放鬆下來享受生命。而且，聖地亞哥很會躲躲閃閃，每當要搬重物時，他先是彎腰動手來搬，然後招呼其他人來幫忙，等別人一來，他就直起身來，笑眯眯地指揮著肌肉發達的喬治、尤利和阿布杜拉搬運。諾曼和卡洛因為我這個領隊從來不把躺在睡袋裡午睡的人叫起來幫忙，任由願意主動幹活的他們忙著，也覺得心裡不平衡。而另外三個人覺得我應該管教一下那些老下命令的人，讓他們說話的時候友好一些。這又不是軍艦，也不是阿爾卑斯登山隊：我們七個都是同伴，互相平等。
但是奇蹟發生了。儘管有上述種種小摩擦，但是都沒有發展成“遠征熱病”，大家都盡力去相互理解對方的行為，在這裡，聖地亞哥的和平主義哲學讓大家都獲益匪淺。尤利和喬治不得不敬佩起諾曼和卡洛來，因為他們的積極努力改善了我們大家的生活條件。諾曼和卡洛也改變了對尤利和喬治的看法，因為他倆的任務最為艱鉅，而且他們樂於助人，只要別人提出要求，或是別人有需求，他們一定會伸出援手。聖地亞哥是我們的外交家，也是我們的心理學家，幫尤利醫生撫平了心靈的創傷。我們的醫生尤利勤懇負責，而且從不言倦。大家都喜歡阿布杜拉的機智和好學，以及他對異國文化的快速適應能力。阿布杜拉也喜歡我們每一個人，因為他親身體會到自己是這個大家庭的一員，儘管除他外我們都是白人。他會央求尤利用『藥』讓他也像其他人一樣長鬍子，卻不明白梳洗整潔的尤利為何每天早晨都要坐在船尾刮鬍子，而其他人都開始蓄起紅須黑胡。既然臉上不能長鬍子，阿布杜拉就開始留頭髮。他不再剃頭了，以前他的頭皮一直又黑又亮，猶如漆皮。後來，他長出一頭密密的捲髮，他把那枝木匠筆往頭髮裡一『插』，就像是戴了個紅髮卡。
喬治有一些怪癖。他白天很容易入睡，可到了晚上，不抱著枕頭聽著音樂就睡不著。為此，他帶了一個錄音機和幾盤心愛的流行音樂磁帶。我們睡得離他遠的人倒不會受那音樂的干擾，因為紙莎草船和纜繩的聲音能蓋過它，可是聖地亞哥就不得不同喬治一起吃尤利給的安眠『藥』了。錄音機日夜不停地播著喬治的流行音樂。可有一天，錄音機不見了。半分鐘前我還見到它在船橋上，在阿布杜拉的腳邊。阿布杜拉背對著錄音機，正在『操』舵。當時諾曼有半個身子吊在舷外，在綁一枝槳。我和卡洛、聖地亞哥忙著跑前跑後轉移船尾的貨物，尤利和喬治在船艙另一邊忙活著。樂聲突然停止了。過了一兩分鐘，尤利從船貨上爬過來開錄音機。錄音機卻不見了。喬治到處都搜了一遍，船尾，船頭，褥子下面，船艙頂上，哪兒都沒有，永遠不見了。是誰幹的？這位非洲柔道冠軍怒氣沖天，像只發怒的大猩猩。是誰？誰把他的錄音機丟到海里去了？這下他的這次航行算是結束了，完蛋了：沒有錄音機他怎麼睡得著啊！誰？是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