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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宗之所以在全國地方上作出這樣大的更改，還不易釋明。在元朝諸帝中，他是接受漢文化最深的一個。當他即位前住在建康，就認識許多南方僧人，受到漢地佛教文化的薰染。虞集頌揚他說：“天曆天子，久潛金陵，清燕之暇，洗心於佛乘。凡行道明教之士莫不知名。”他在建康即遊覽佛寺，修建寺塔，還曾沿江東去鎮江金山龍游寺攬勝；即位後將在建康的住宅改建為大龍翔集慶寺並命祥僧大欣為第一任住持。這些都說明他對江南佛教僧侶素懷好感，設總管府一舉也許出於他振興漢地佛教的心願。
3、廣教總管府只存在了四年，元順帝元統二年（公元1334年）正月甲寅“罷廣教總管府，立行宣政院”。這是《元史·順帝本紀》的記載，同書卷九二百官志，雲：“行宣政院。元統二年正月，革罷廣教總管府一十六處，置行宣政院於杭州。除院使二員，同知二員，副使二員，同籤、院判各一員。首領官：經歷二員，都事、知事、照磨各一員，令史八人，譯史二人，宣使八人”。從編制上看，官員八人，與廷佑五年九月再立時同。對比至元二十八年成立時的編制，即“設院使、同知、副使、僉院、同籤、院判、經歷、都事、照磨等員”（《至正金陵新志》卷六官守志）。官員中無僉院一員，餘全同，可知這第三次立院恢復了至元體制。
《元史·順帝本紀》記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五月“癸未，福建行宣政院以廢寺錢糧由海運送京師”。這仍是原在杭州的行宣政院，因為前一年十一月明軍攻下杭州路，這所機關隨著元官員遷到福州，所以改稱“福建行宣政院”。
總結行宣政院立廢變化，大致如下：
a、1291（至元二十八年）1311（至大四年）存在20年；
b、1311（至大四年）1318（延佑五年）廢罷7年；
c、1318（延佑五年）1328（天曆元年）存在10年；
d、1328（天曆元年）1334（元統二年）廢罷6年，代替以廣教總管府；
e、1334（元統二年）1367（至元二十七年，元亡）存在33年。
如此，行宣政院共存在約63年，其所以廢罷數次，與元廷收權中央、減少機構或許有關，另外，朝廷在委任俗官（從方面大員到親民之官）以管理釋教的全權抑或聽任僧人自治，重用僧人參預政治這一矛盾間遊移，也可能引導到機構的取消變更。順帝之再設行宣政院則是再度把權力收歸地方長官之手。行宣政院下屬各級僧司（其中也有皂隸等俗人）受仁宗於至大四年那次廢罷的打擊，至此時迄未恢復元氣，因為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諸山主僧向丞相兼宣政院使脫脫抱怨他們在郡縣管理下很苦，如坐地獄，請恢復僧司，脫脫說：“若復僧司，何異地獄中復置地獄耶？”
附：
涼州會盟
公元1247年在中國西部涼州（今甘肅武威）**納入中國版圖完成祖國和平統一。公元13世紀初，蒙古汗國西涼王闊端在奉父王之命率蒙古大軍挺進吐蕃雪山腳下時想起10多年前戰爭給吐蕃帶來的災難和被藏族姑娘卓瑪所救的往事時，他毅然決定抗旨撤兵。為了祖國和平統一，闊端忍辱負重，放棄汗位，以汗國名義頒發詔書，親派助手多達那布將軍為金子使者和女兒薩日朗一起前去邀請**高僧薩班來涼州會談。吐蕃高僧接受了邀請，並說服眾僧族人，毅然率侄兒八思巴和那多吉等僧人赴涼州與闊端舉行了舉世矚目的“涼州會盟”。從此使**納入了中國版圖，實現了蒙藏漢及多民族之間的世代團結和睦。
白塔寺
白塔寺是**宗教領袖薩迦班智達（薩班）與蒙元代表、西路軍統帥闊端舉行“涼州會盟”的地方，正是這個會盟，讓吐蕃（現在的**）則會正式歸入中國版圖（那時候是在元朝忽必烈掌權時代）。因此，薩班也就成為**歸入中國的重要推進者。除了這個歷史事件之外，白塔寺其實還是薩班領導下的眾多僧侶傳播佛教思想的集中地兒，據說最輝煌的時候有3萬多僧侶居住在白塔寺。
第617章 回京，山呼海拜
建元三年，六月初七，帝駕辭別涼州，結束整整三個月時間的西北巡檢，並未漢蕃會盟畫上了圓滿篇章。
離開涼州的時候，顧同不忘囑託河西各州府官員，務必要落實朝廷各項律令，儘快促進民生髮展，鼓勵人口繁衍增長，充實河西地域，為朝廷收復西域，奠定堅實基礎。
在對陳平以及西北軍將領的訓話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