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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館裡的共產主義者是我們當代社會生活的新產品之一。他們都是些紳士，通常是些中年人。他們聚合在一些時髦的餐館裡。當他們品嚐著只有這些餐館供應的美味佳餚，暢飲法國和西班牙名酒時，他們宣佈自己是左翼信仰的追隨者。
著名的左翼出版商維克托·戈蘭茨也是一名咖啡館裡的共產主義者，當他還不是英國共產黨黨員時，他就已同情他們的觀點，並與共產黨員約翰·斯特富奇一起，在1936年3月成立了“左派讀書俱樂部”。奈特對這個俱樂部發生了興趣，因為它明確表示，團結英國共產黨人，社會主義者和自由黨黨員是這個俱樂部的宗旨。雖然他們的主張遭到了與之對立的法西斯主義狂妄思想的攻擊，但奈特從一開始就注意到了隱藏在這背後的目的。第一年這個俱樂部出版了一本《世界政治1918——1936》，作者是帕姆·杜特。在以後的十八個月裡，這本書的預訂數字競達到了5萬冊！他們經常組織群眾集會，直到戰爭爆發才告一段落。奈特急於監視英國共產黨總書記哈里·波利特的行動，因為他常在一些集會上發表演說。這樣，德萊伯格成了最佳人選。
比弗布魯克在“倫敦人的日記”這同一專欄裡，發表挖苦人的議論——這個專欄可以不用真名，他鑽了這個空子：
另一位（咖啡館裡的共產主義者）是專欄作家湯姆·德萊伯格。由於他的觀點與他的環境之間存在著不一致，德萊伯格先生受到了指責。但他反駁說，他弄不明白自己為什麼也得成為資本主義特有的弊病——營養不良的犧牲品；條理清楚的思想並不一定要指出飲食不當這一點；既然他工作中最傷腦筋的是偶然得與闊老富豪、達官顯貴們交往，那他在這種場合自然需要一種麻醉劑；而且他還不得不發現一種真正“美味”的西班牙酒。
奈特下一步是問德萊伯格，能否將他在英國共產黨黨內發現的任何危及國家安全的情報傳遞給他。德萊伯格答應替他這麼幹。奈特並不要求他監視任何人，或為逮捕某個人製造些條件，只讓他注意動向。黨性不是很強的德萊伯格，並沒把自己的這種行為看作是對黨不忠的表現，但他默許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德萊伯格需要奈特幫他隱瞞同性戀的醜事。當時這種醜事已為越來越多的人所知，即使比弗布魯克出面加以粉飾，恐怕也無濟於事。當奈特得知德萊伯格老愛光顧埃塞克斯郡的一家男妓院時，就給了他一個電話號碼，以便他在那兒遇到麻煩時能打電話叫人幫忙。奈特不僅欣賞德萊伯格一流的新聞業務水平，而且樂意有他作陪，因為他是一個情趣橫溢，富有感染力的夥伴。不過作為一名特工人員，他是靠不住的。然而，他有他的用處，他不僅同哈里·波利特的關係十分友好，而且與道格拉斯·斯普林霍爾，該黨的一位著名領導人的關係也非同一般。斯普林霍爾1943年被指控犯有充當蘇聯間諜的罪行，而德萊伯格無意之中提醒了奈特，注意蘇聯對軍情五處的愈益嚴重的滲透。
敗露
安東尼·布倫特讓德萊伯格在軍情五處的工作突然中斷。當時布倫特負責檢查中立國家的外交郵袋。他在軍情五處一直工作到1944年。他還代表軍情五處，出席聯合情報委員會的每週例會。布倫特雖然不在同一部門工作，但在倫敦聖詹姆斯大街的某人辦公室內，他看見過德萊伯格的一份報告的副本，他立即注意到，它涉及一架英國飛機秘密從事共產主義活動的情報。當時他無法弄清楚誰是這份報告的作者，因為上面的落款只是個代號M8。隨後布倫特向蘇聯的情報官彙報了這個報告的內容，蘇聯情報官要他查明M8是誰的代號。由於奈特的部門不受軍情五處支配，所以要破譯這個代號不容易。六個月快要過去了，布倫特仍一無所獲。只是以後當他讀到另一份報告時，他才終於解開了這個謎，因為在這份報告上提及了德萊伯格最近出版的一本書。
英國共產黨迅速作出嚴厲的反應。那天德萊伯格與他的一位非常可靠的老朋友，名叫哈里·肯尼迪的印刷工去出席一個支部大會。途經一家小酒館，他們進去喝了杯酒。這時肯尼迪結結巴巴地說，他受命通知德萊伯格，他已被開除出黨。德萊伯格大為震驚，怒氣衝衝地要肯尼迪說出理由，但肯尼迪說，他只是個傳口信的人，根本不知道箇中原委。驚恐不已的德萊伯格便去拜訪他所認識的在黨內最有影響的人物，其中包括羅賓、奧利夫、佩奇·阿諾特和道格拉斯·斯平霍爾。他挨個兒問他們為什麼把他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