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當過間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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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公亞力克·利馬斯，為了逃脫敵人的魔爪驅車直奔柏林。他的女朋友在這場間諜戰中也遭追捕，她就這一職業的道德問題指責了他：

“這是戰爭”，利馬斯答道，“它輪廓鮮明，而且殘酷，因為它規模小，距離近。我承認有時殃及無辜者，但比起其他戰爭來它根本算不了什麼——這場戰爭是不可避免的。”

“哦，上帝”，莉茨輕聲說道，“你沒弄明白。你也不想弄明白。你試圖說服自己。他們的所作所為實在太令人驚駭了。他們先是竊得人們的仁慈之心，包括我的和那些被他們利用的人的，然後利用人們的仁慈之心去傷害和殺害人，就像他們手中的武器那樣”

“哦，莉茨，”利馬斯急切地說，“看在上帝的分上請相信我。我恨這一切。我已厭倦了。可是這個世界已經發瘋，整個人類已經發瘋。我們是無足輕重的小人物可是到處都一樣，人們上當受騙，被引入歧途，遭槍殺，被投入監獄，整批整批的人，甚至整個階層的人被莫名其妙地殺害。”

這裡我們再次看到羅尼的影響。“他”行騙，引人誤入歧途，甚至以一家人的生命為代價，換取他自己的，或者說他們的虛假形象。

康韋爾寫最初三部小說時意識到自己已不再適合外交部的工作了，就像他早些時候意識到自己不再適合伊頓公學的工作一樣。他堅持業餘創作。這至少在表明自己擁有一份自由，在追求自我的統一。《召喚死者》是他在從格雷特米森登到倫敦的外交部的途中，用一本本筆記本寫下的。《出色的謀殺》恰好是他首次接受任命之後寫于波恩的。《冷戰諜魂》是受到興建柏林牆的啟發，而一氣呵成的。這三部小說全是他在早晨上班途中完成的，所以在《冷戰諜魂》脫稿之前，他至少已經明白，寫作是可以充實他日常生活的一種消遣。康韋爾認為《冷戰諜魂》是一部愛情小說。兩個人相愛，可到最後是以一種人們所熟悉的悲劇而告終：其中的一個不得不背叛另一方。這部小說的成功使他被公認為驚險小說家，但這聲譽並未使他縮手縮腳，相反從某些方面使他相信，這一種寫作是他最拿手的，雖然他並不認為自己本質上是一位間諜小說家。

他為什麼用約翰·勒卡雷作為筆名，至今仍然是個謎，甚至連他自己也不清楚。當維克托·戈蘭茨決定出版《召喚死者》時，康韋爾請他幫自己取個化名，因為他在外交部工作，不能用真實性名。戈蘭茨建議名字既要男性化，又要內涵深刻，譬如查克·史密斯；但康韋爾想起得時髦點，最好把一個名字拆開，念起來帶點外國味，容易使人們記住。他說關於這個名字的來源問題，他不知編造過多少個離奇的故事，以致他自己也記不清他最初是怎麼說的。後來他在美國作巡迴訪問時，又對稱自己是在去外交部的公共汽車上，瞧見一家鞋店的上方有勒卡雷這樣一個名字。“我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我無法使人相信這個名字是沒有出處的。”

一封字跡可疑的信

毫無疑問，他的父親給他的小說提供了一些難得的素材。羅尼為了阻止馬克斯韋爾·奈特徵募康韋爾，私拆了康韋爾的一封信，這封寄自外交部某部門的信，引起了羅尼的懷疑，因為外交部根本沒有這個部門。於是羅尼打電話給白廳內的一個熟人，請他幫忙查出誰在動他兒子的腦筋。要不是康韋爾態度堅決，那次軍情五處的官員，在旅遊者俱樂部約請康韋爾共進午餐，並同時進行初審時，羅尼真會去那兒警告這些情報官員，別來打攪他們。“二十年後”，康韋爾說，“有一次我接受電視採訪，由於我沒有稱羅尼為我的生活的設計師，於是他威脅說，要上法院告我，後來又去我的會計那兒索要一萬英鎊，以此作為和解的條件。”這就難怪康韋爾在描寫要挾行為方面是如此得心應手。

戴維·康韋爾多次想動筆寫他父親，但一番苦心總得不到令人滿意的效果。他受羅尼的影響太深了，所以沒法客觀地分析他。他覺得自己在寫羅尼的時候，帶有一種戈斯戈斯（1849—1928）英國文學史家、評論家、翻譯家。的自我意識色彩，希望讀者把他看作一個被暴君壓垮了的弱者。然而事實上康韋爾始終沒被壓垮，為了自身的完善苦苦地拼搏著，而他父親一直試圖剝奪他的個性。不過後來他認識到，原先試圖將父子關係與他的特工生涯分割開來構思的想法是錯誤的。他說他不僅刪去了兩人之間的關係，而且還忽視了這樣一個可能性，即他的信仰和追求至少在某一方面是他同父親展開秘密戰的繼續。

就是在羅尼死後，康韋爾仍然打算能在他客觀地看待父親之前，再多寫幾部小說。二十五年來，他每寫完一部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