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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格里奇婚後不久，他那心急如焚的岳父注意到了埃及一所英國學校招聘教師的廣告。薪水比莫格里奇目前在伯明翰得到的高得多。莫格里奇按捺不住興奮心情去報了名。結果他被錄取了，不久即和基蒂一起出發去了埃及北部的明亞。
（圖片埃及，金字塔）
到達明亞後，莫格里奇馬上注意到那裡的某些地方很像他所鄙視的印度社會的狀況，只不過在埃及英國的統治軟弱得多罷了。這份教師工作也令他大失所望，簡直與他在伯明翰的情況毫無二致——不同的只是學生的膚色和文化而已。晚上，他坐在打字機前埋頭寫作，希望成為一名作家。這個夢想好像還很遙遠，幸運的是他遇見了來開羅的《衛報》特派記者、作家阿瑟·蘭森。十月革命時蘭森就在俄國，他對那場偉大革命的親身經歷立即吸引住了莫格里奇。蘭森肚子裡有數不勝數的秘聞掌故，他說有一次他還和列寧下過棋。蘭森把莫格里奇推薦給《衛報》編輯C·P·斯科特。幾周後，斯科特回信建議莫格里奇先當三個月見習編輯。莫格里奇欣喜若狂，他那一無所獲的教書生涯也許要宣告結束了。
莫格里奇的第一個孩子出生在埃及。1932年8月莫格里奇夫妻倆回英國時他還在襁褓之中。莫格里奇在擔任《衛報》社論作者期間結識了社會主義文學家金斯利·馬丁，莫格里奇一家暫時就寄居在曼徹斯特他的家裡（後來，他們一家搬進迪茲伯裡的一套公寓裡），有時候C·P·斯科特會來他家喝茶。莫格里奇除了寫社論外，還開始為《曼徹斯特每週衛報》和評論雜誌寫稿。他的劇本《三套公寓》由戲劇協會在威爾士王子劇院上演後頗受好評。波特南出版社總經理康斯騰特·享廷頓在美國出版了《三套公寓》，並提議莫格里奇寫些小說。於是他寫出了取材於他對克勞頓的童年回憶的《衰容》（1931年），這本書同樣受到歡迎。莫格里奇覺得他終於實現了理想，但是他打消了當自由作家的念頭，他認為脫離活躍的報界和他現在很喜歡的閒話專欄太冒險太孤立，他就是在報界工作中形成自己那種辛辣尖銳的幽默感的。
俄國尋夢
1932年保守黨政府捲土重來，莫格里奇的父親失去了羅姆福德眾議員的議席。年輕的莫格里奇對未來感到悲觀失望，認為英國是一座腐朽衰敗的城堡，如今在強盜的統治下變得更加貪得無厭了。在阿瑟·蘭森的影響下，他對俄國的新時代興趣倍增。他深信那鮮為人知的革命聖地即便還不成熟，但卻代表著人類的未來。可是怎麼才能到那裡去呢？《衛報》恰巧給了他一次機遇，莫格里奇的新聞編輯，自然也是他的競爭敵手，建議他去取代即將返回美國的《衛報》駐莫斯科記者威廉·享利·錢伯林。
1932年末，喜出望外的莫格里奇一家滿懷希望動身前往俄國。他們對戰後俄國的田園生活很有信心，並計劃在那裡定居。莫格里奇象徵性地燒掉了他的餐服，而基蒂則燒掉了她的晚禮服。他們變賣了珠寶，撤銷了銀行賬戶，甚至還處理掉了他們覺得在工人階級領導的國家裡不會受歡迎的書籍。他們想把以往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痕跡統統消除乾淨。《衛報》安排莫格里奇去俄國做一名自由撰稿人，這種安排原本很可能使他踟躇不前，但是當時十分樂觀的他確信一到那裡他很快就會放棄《衛報》的工作，過上完完全全的蘇聯人生活。基蒂此時又懷孕了，他決定讓他的第二個孩子成為蘇聯公民。
（圖片莫斯科紅場）
可是莫格里奇一家剛到莫斯科就交上了壞運。當他們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在克萊斯摩找到一幢鄉間別墅時，基蒂卻生了病，一度莫格里奇覺得她生命垂危，這種充滿憂愁的恐懼完全替代了他對俄國空想式的熱愛。基蒂病癒後返回英國生產，而莫格里奇則留在俄國繼續尋覓俄國夢，但是他找不到。當他給《衛報》撰寫完第三篇有關俄國饑荒的調查文章時，他的頭腦完全清醒了。他知道這些文章一旦發表，他的簽證就會受阻。但是那決不能使他放下筆來，因為他在俄國的一些富饒地區親眼目睹的人為饑荒使他深惡痛絕。他目擊了一場導致深重苦難的軍事行動，他的俄國烏托邦夢想破滅了。當基蒂打電話告訴他，他們的第二個孩子已經安然降生，並且他們有望住進一幢瑞士木屋時，莫格里奇很高興地拋棄了他的新生活。隨後他在1934年出版的《莫斯科的冬天》裡寫下了他的俄國之行。
1933年秋，莫格里奇去日內瓦的國際勞動部工作了一段時間，而後又轉入國際聯盟的一個分支機構。不出所料，他回到倫敦後，他的《莫斯科的冬天》果然遭到了社會主義刊物的嚴厲譴責。厄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