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囚徒到省委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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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起來大省只有十二三人。比以前的書記還少。年輕化說的是年齡，更是硬碰硬來不得虛假。當然也不是說就完全沒有弄虛作假的可能性，提出“四化”以後，不是很快就出現了一些四五十歲的幹部學歷越來越高，年齡越活越小嗎？不過那終究是少數而且也只能混小個一兩歲吧，還能縮回去更多嗎？所以年齡對許多領導幹部來說就是個硬槓槓。

當時規定，省委省政府副省級都是六十歲以下，地市廳局幹部還能太大了嗎？而且省級班子成員五十歲左右的、四十歲左右的要佔到一定比例。地市廳局要求更年輕一些。這些要求現在看來很簡單，老了該下就下嘛！還有啥說的？可是那時省地市縣三級班子的年齡，幾乎是上下一般粗，都是六十歲左右的居多。有些人都快七十了，身體又不好就是不想下。

一位地委書記，上山下山都需要兩個人攙扶，一出門還得由專人給提著尿壺，仍然說自己能堅持工作。說我靠邊站十幾年，剛恢復工作椅子還沒坐熱就又不讓我幹了？就是想不通。

當時需要下來的不是少數人，而是一大批。不僅許多老的要下來，還有不少年輕的也要下來。一些造反起家的人，有些直接從工人、農民中提拔到高階領導機關，人也可能不錯，但缺乏工作經驗，文化較低。還有一些“文革”中有些問題不適合在領導崗位上的人，也要調整工作。各機構都要精簡，中央要精簡三分之一，下面還不止三分之一。小平同志說就是按四分之一算，也有五百萬人。涉及這麼多人退出各級領導班子和領導機關，當然是一場大革命。

《從囚徒到省委書記》荒村40（5）

要下的許多人終究還是老黨員老幹部居多，他們都是出生入死為革命工作多年，講清了道理，亮明瞭形勢，工作還是可以做下來的。最難的還是知識化、專業化這兩化。這兩化都涉及文化程度，就是說大學學歷的在黨政領導班子中必須佔一定比例，一般要佔三分之一以上。

現在看來這兩化根本不是什麼問題，可是那時知識分子多年都處於被打擊被排斥的狀況。到了文化大革命知識分子淪為地富反壞右走資派行列的第九位，人稱臭老九，多年不被重用，很少有人進入重要領導崗位。80年代初全省知識分子幹部四十萬人，但擔任處級職務的不足兩千人，不用說擔任更高職務了。

知識分子不僅不予重用，而且歷次運動都是打擊的重點。50年代只有知識分子幹部十幾萬人，反右運動就打了三萬多右派。“文革”中又有三萬多知識分子陷入冤假錯案。再加上雖沒有被捲入冤假錯案但因歷史問題、家庭問題、社會關係複雜問題而被懷疑被排斥的知識分子就更多了。

由於知識分子多年被排斥被壓抑，不僅很難進入領導層，就是擔任了中層領導職務的，也是一直被告誡“要夾著尾巴做人”，只能是循規蹈矩，看領導眼色行事，難有作為。當時擔任黨中央主席的胡耀邦就曾說過：從1957年開始的二十多年來，一個又一個莫名其妙的政治運動，坑害了一批又一批優秀人才。沒被坑害的只能裝啞巴，甘當“白痴”；因為“有道難行不如醉，有口難開不如睡”，談不上還有什麼激情來充分發揮他們的真才實學。那麼剩下來的，則多半是些庸才、奴才和鷹犬了！

在這種情況下，就是不甘於作“白痴”和庸才的人也很難有什麼作為。從這裡面選拔進入省級領導班子的人便難上加難了。當然那時的風氣還比較好，如果像後來有些地方在幹部選拔上任人唯親，大走後門，像一副對聯諷刺的那樣：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說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橫批是：不服不行。那也就沒什麼難的，領導秘書們和身邊的人，大學生還是有的。

但那時的省委班子，是中央不久前調整過的，主要領導不少是被打成反革命、走資派，多年靠邊站，復出後急於想幹一番事業的人，反對任人唯親。

鄧小平同志正是看清了這一點，才決心推行難度十分大的這場精簡機構的大革命。他對困難、阻力是有充分精神準備的。他說現在一些外國人也在議論，我們搞這件事看起來要失敗。因為單單是機關就涉及四五百萬人的問題，如果加上企業、事業單位，涉及的人就更多了。所以發生問題，其中包括示威，都要預料到。可是他更看到了當時確實也存在一個好條件，就是許多覺悟高的老同志還在，能夠帶頭，解決這個問題就比較容易。當時調整不久的省委領導就多是六十左右、七十左右的老同志，他們決心在幹部任用上進行改革，擴大視野，在全省範圍內不拘一格地選拔人才。

省委按照“四化”標準提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