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囚徒到省委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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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剛把原單位的話說了一遍，對方說：“誰說也不行！縣裡沒地方安排。右派一平反，光教員就回來二百人，往哪兒放？”說到這兒，小青年也是滿腹牢騷：“咱國家真是窮折騰。當年一下子打那麼多右派，‘文革’中又清理了一大批老教員，補充了許多連小學也沒畢業的人。現在可好，一陣風又全平反了，就地安置，往哪兒安置？縣裡早決定了，不管誰說的，外地落實政策回來的，一個不留。明天我就給你開介紹信，回原單位。”

白剛回家以後十分氣憤，真想不到竟會落到這樣一個下場。吳玉萍提出她去找找縣委書記說說，白剛說不，不能再向他們求情了，按中央檔案原單位應該安置，就找原單位。哪裡都不要也不怕，頂不濟還回去幹我的木匠活。他認為如果是整天和這些人打交道，還不如去當個自由兵。現在政策放寬了，憑木匠手藝，我可以走遍天下，何必整天受這些人的窩囊氣。於是他又坐火車到了省城。

原單位一看縣裡把黨的關係、工作關係、工資關係、糧食關係、戶口全開過來了，是決心不收了，只好把白剛收下了。這時也不提省委就地安置的決定了，他因冤案被折磨二十多年，平反了，不僅僅沒有一個人對他說句道歉的話，而且沒有一個大小領導和他談談心，更沒有人問問他有什麼困難，有什麼要求，而是隨隨便便地棄置一旁，沒人過問。

《從囚徒到省委書記》荒村37（3）

他在縣文化館當臨時工時還有自己一張桌子，平反了，恢復原級別了，把他放在一個部，卻連張桌子也沒有。只是誰不在了坐在那裡，人家回來了他再換一個位置。人們通常把沒人要沒人理沒個正經工作的人叫“坐冷板凳”，“坐冷板凳”終究還有條板凳，他可好，恢復了工作，卻連條自己的板凳也沒有。他決定找機關領導談談。

他知道自己是個不受歡迎的人，沒敢貿然去領導的辦公室。有一次他上樓正好碰到了機關一把手，想問問她這是怎麼一回事。但看到她瞭了自己一眼趕緊扭頭走了，看她那一臉鄙夷的神氣，根本不想理他。白剛的心涼了，同時聯想起報紙上那樣連篇累牘地說右派改正問題能在春節前解決的，決不要拖到節後。她竟然春節前一個月在中組部多次督促下解決了，卻拖了兩個月才通知本人。這樣的冷血心腸，還能希望她解決什麼問題？他決心不再和這樣的領導打交道了。

在這被棄置的日子裡，白剛一直在捉摸一個問題：我們這樣一個十億人口的大國，反右時全國只有知識分子五百萬，實在少得可憐，反右卻一下子打倒了幾十萬。“文革”時有成就的專家、學者、作家、藝術家，幾乎都沒能逃脫厄運。連中、小學裡有成就的教師都未能倖免。現在平反了，仍然把這些人踢來踢去，為什麼領導口口聲聲說：“人是第一最寶貴的”，人卻是這樣不值錢？對人這樣地不負責任？對知識分子卻是這種態度？經過敵人監獄的考驗，經過革命戰火的洗禮，甘願把自己的一生獻給人民的大學生，中國能有多少呢？卻毀之如草芥，棄之如敝屣。白剛在內心裡不斷憤怒地呼吼：“這是為什麼啊！”

不過生氣歸生氣，他知道也沒處去講理，這裡雖不得不收留他，但絕不是久留之地，也不能指望他們給自己幫什麼忙，還得按縣文化館女會計的指點自己去跑工作呀！就這樣，他不得不開始新一輪的奔波。

《從囚徒到省委書記》荒村38（1）

白剛以前終究在省裡呆了十幾年，青年時代那些朋友、同事和老領導，現在許多人都是大大小小的領導幹部，以前不少人對和他接觸有顧慮，現在完全平反了，舊日的情誼也就基本恢復了。人們都知道白剛能幹，是個有名的筆桿子，這類人很缺，不少人願意為他幫忙。白剛經過走動，有些單位包括很富裕條件很好的單位都同意接受。但白剛最後卻選了一個新建的窮單位——中國科學院農業研究所。辦公在郊區農村租了一座小樓，住房基本上是一家一間筒子樓，沒有廚房，大家都在樓道里做飯，蜂窩煤、劈柴、炊具等等也都堆在樓道里。做飯時煙熏火燎擁擁擠擠過個人都很困難。

白剛一家就在這裡開始了他們的新生活。既然有很富裕的有油水的單位接受，他為什麼選擇這樣一個單位呢？多年來他一直生活在農村，深知農民的貧困和苦難。以前他相信過集體化的道路，還曾寫教材去教育農民。以後集體化又發展到公社化，說什麼公社是金橋，是通向共產主義的天梯，他十幾年實際的體驗這是一條死路，把農民捆在每人一畝多的土地上是走不出貧困的，荒村依舊，富裕空談。

那麼出路何在呢？農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