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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年12月下旬－2005年元旦之夜
《從囚徒到省委書記》禁地1
白剛是坐長途公共汽車由幾個同志“陪伴”著去那個神秘的鬼地方的。這種“陪伴”使他產生幻想，以至抱了很大的希望。他知道對他的處理很重，但也無非是弄到一個地方去勞動。只要換個地方就比原機關好。他在這個機關工作了十年，實在讓人傷心。勞動並不可怕。到農村勞動正可以深入生活，把他愛好的文學創作拾掇起來。他是文學系的研究生，一直想當個作家。不能工作就寫些東西。但他心中還潛藏著一個更大的希望：離開機關就可以申訴告狀了，他相信黨中央很快會正確處理的。他堅信自己沒有錯誤，是機關不講理錯誤地處理了他。他這樣一個人怎麼能和反黨反社會主義沾邊兒呢！所以，雖是重處理，他卻毫不悲觀，一路上還給“陪伴”他的人講《三國》，說《紅樓》。
“陪伴”他的人也樂得他傻乎乎地高興。因為只要他不自殺、不逃跑，“平安”地把他送到地方就算完成了任務。只是他們心裡說：大禍臨頭了他還不覺。真是“望鄉臺上打哇哇——不知死的貨”。民間有個傳說，陰間有個望鄉臺，人死以後鬼魂被小鬼用鐵鏈子牽著，在這個臺子上還可以看見陽世間家裡的情況，這臺一過便進入地獄了。到了地獄門口還窮樂和，這不是不知死的貨嗎？
只是白剛不是被小鬼而是被朋友押送到“地獄”的。朋友？是的，他們是朋友。白剛與他們友好相處，已經十來年了。不僅是朋友，在他們眼裡，白剛還是長者，因為他們還是中學生的時候，他已是機關裡一個部門的實際當家人了。當年是他從全省幾所有名的中學裡，把他們選拔到機關來的。眼前這個溫原，當時還是一個初中生，另一個也僅僅是高中二年級，一下子到了省級機關，自然一切都是生疏的。白剛生活上對他們體貼入微，工作上一點點地幫他們；他們對他很感激，但更多的是敬仰。因為日本統治這個省會城市的時候，他就在大學裡搞地下工作。國民黨來了蹲過監獄，以後又到解放區。經過戰爭，搞過土改，還在解放區大學裡讀研究生。所以他們都把他看作老大哥、老革命。而一夜之間他竟成了敵人。竟由他們把他押送到一個可怕的地方。
公共汽車的窗外是一片寒冷蕭瑟的原野，一眼望不到邊。這使他想到妻子吳玉萍，不知她被送到什麼地方。離開省城時只知道她的處分是監督勞動，卻不知去哪裡。自己也是勞動，為什麼不能在一起？他們要把我送到哪裡去？他問過卻沒人告訴他。
公共汽車到站了，是一個偏僻的小縣城。他們在這裡住了一夜，一大早又坐上了僱的大馬車。要把他送到哪裡去？去幹什麼？他一無所知。從押送人與車伕的談話中他知道要到天黑才能到達。這輛不大的膠輪車上，拉著他的行李、皮箱和柳條箱，車尾放著喂牲口的草笸籮，還要坐四個人，已是滿滿當當的了。他們讓他坐在車當中他那個大行李上，他謙讓了一下才就了座。這是大車上最好的位置——“軟座”，行李後面的皮箱恰好可當靠背，坐累了還可以躺一躺。那三個人兩邊各坐一個，另一個人則坐在車後邊的笸籮裡。白剛看到車尾巴上顛簸得很厲害，坐在笸籮裡腿也不能舒展，便以大哥哥的身份說：“坐那裡邊多難受啊！到裡邊來！”回答卻說：“這裡挺舒服！”他心裡很奇怪：那裡怎麼會舒服呢？時間長了你就會知道了。
大車在坑坑窪窪的土道上顛簸，起初使人精神緊張，不知什麼時候會把你顛到什麼地方去，磕碰到哪裡。時間長了神經也就麻木了，這種顛簸便成了催眠術，搖晃得使你昏昏欲睡。他終於睡著了。可能是車轍裡有個大坑，車猛然一顛，他醒了，還沒睜開眼睛，卻聽見溫原小聲說：“他沒發覺吧？”另一個說：“誰知道呢？小心點，還是給你吧，轉移個地方好。”他很奇怪，這是說什麼？他偷偷地睜開一點眼睛，驚奇地發現溫原正在接過一支手槍。“啊！手槍，是對付我的。難道你們真的以為需要用這個對付我嗎？”他又合上了眼睛，卻再也睡不著了，他困惑不解。他們竟然帶上了手槍，就是我這幾個好朋友，如果認為必要，比如說不服從他們的命令，或是認為我要逃跑，他們就可以對我開槍，就可以打死我。這當然是領導的主意，可是這些領導，對他都是瞭解的啊！這是多麼可怕的現實啊！他又想到在大車上讓他坐在這個中心位置，也不是對他的照顧，而是三人成犄角之勢，前面是車伕，他處於四面包圍之中。這也是以押送犯人的辦法對待他了。這時他才知道坐在後面笸籮裡的人為什麼“挺舒服”了。幾年來我們一直是同志，是朋友，為什麼現在竟用槍來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