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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不出有什麼事情這樣可樂，”鄧恩痛心地說。
“你當然會接受的。咱們倆都象在演戲。所以我覺得好笑。”
鄧恩沿著拼版臺走開去。經過排版機，進入輪轉印刷機已四年未用的那間屋子。他非常生自己的氣，但同時又感到莫名其妙的激動，並且開始要咯咯地笑出聲來。他心想：我真是個傻蛋。
他問道：“要是我跟你一起幹呢？”
“等鈔票開始到來的時侯，你將收回你的成本，加上百分之二十五的利潤，再加紐約移民新聞有限公司百分之五的股份。”
“百分之十，”鄧恩說。
“行，”貝克用柔和的聲調說，神態仍覺得挺可笑。
他毫無聲息地把布袋背上肩，走到鄧恩背後。兩人一起對那臺巨大的機器看了一會兒。然後鄧恩踢了一下混凝土的底腳。
“你可明白：四年來，我做夢也想看到這臺機器重新轉動，重新成為一個真正的印刷業主。”
他看到的是一個溫暖和洋溢著友情的微笑。
“那麼，這一天已經到了。”
在雷伯·克立姆羅德當時的謀略中，依靠來到美國不算太久的一些男女移民是—種有意識的願望。列爾內和貝爾科維奇便屬於這種情況，儘管他們三十年代就到美國，當時兩人都只有十五歲。
他們還有其他共同之處：兩人都是從羅馬尼亞來，都是猶太人，都有一股鍥而不捨的韌勁，憑著這種精神，透過上夜校取得當律師的資格，兩人獲得這張文憑的歷程同樣緩慢艱苦，都走過一段崎嶇不平的道路，經常打些僅僅能餬口的短工——列爾內在服裝行業，貝爾科維奇則在口腔科醫療器械業。後來，文憑終於到手，眼看可以收到實惠了，偏偏命運同樣嘲弄他們，一個隨美國海軍被送往珊瑚海去跟日本人打仗，另一個被送到突尼西亞、西西里、義大利和法國去追擊希特勒的軍隊。一九四五年復員後，這兩個不相識的人總算平安返抵紐約（只是列爾內走路還有點兒瘸），又繼續他們三年前中止的奮鬥過程。
他們以同樣陰鬱的猛勁尋覓幸運，不論好運氣以何種形式現身，他們總是日復一日地緊迫不捨。一向不大喜歡他們的大衛·塞梯尼亞茲，有一天給他們取了個雅號，叫做“王的黑狗”。
列爾內和貝爾料維奇不是僅有的黑狗，還有其他黑狗，先後有過好些，整整一群，分佈在全世界。但紐約的這兩個羅馬尼亞移民是最早的兩名，無疑也是最好的。
有一首古老的童謠大家都知道，羅伯特·佩恩·沃倫（注：美國教育家和作家。）從中為他最好的小說找到了書名，其中唱道，“國王所有的馬和國王所有的人”他們確實是王的人，是王臣，是他的馬和他的象，或是他的車和他的卒，是他在自己的棋盤上任意移動的棋子。
列爾內身材修長，眼睛深凹。他很少說話，說起話來聲音彷彿發自空穴，在兩陣令人難堪的靜默之間衝口而出，好象是被他無法表達的一種憎恨推出來的。他以前當過紡織品和服裝售貨員，從而留下一種古怪的習慣動作，他會把手指在桌子或檔案上輕輕地彈，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直到幾乎要把他說話的物件催眠為止。（很難說他不是故意這樣做的。）他作為雷伯·克立姆羅德這邊的人，第一次露面是在曼哈頓島南區的報販股東大會上。後來，是他陪同雷伯和茲比去見艾比·萊文，以便在他已經草擬好了的合同上簽字。據塞梯尼亞茲所知，辦報的手續以及與之有聯絡的一連序列動也是他乾的。
當然還有渡口行動。
“三條渡船，”弗格森說。“再加上兩個貨棧，還有碼頭，還有辦事處。”
他在列舉了自己擁有的這些財產之後，用志得意滿的目光望著那三個人。
“合在一起，我每月可賺大約一千美元。而我現年五十四歲。我指望再幹十一年，你自己可以算出一個結果來。我算下來可得十二萬，只要經營得法。”
“嗯，嗯！”雷伯平靜地應道。
弗格森對他瞧了瞧。他的三個談話物件中，這一個最引人注目，他年紀最輕、個子最高，而他的眼光簡直能穿透一扇門。
“‘嗯’意味著什麼呢？”
雷伯衝著他笑。
“你已經不是五十四歲，而是六十三。你所謂的‘辦事處’所在的那幢房子己被徵用，而且你已經得到賠償，四五個月以後它將不復存在。它的價值還不及一個沒蔥味的漢堡包。你的三條渡船中有一條全仗上帝保佑才沒有報廢，它每天都得修補。你銀行裡頂多只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