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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沒有問您，您跟這兩位小姐在一起幹什麼？幾時到巴黎來的？”
“前天，”奧斯瓦爾多舅舅說。
“你離開布宜諾斯艾利斯之前見到過她沒有？”
“你母親？”
“不，”迪耶戈耐心地說，“不，不是媽咪塔，是‘她’。”
迪耶戈指的是埃娃·杜阿爾特，不過埃娃·庇隆夫人（注：埃娃·庇隆（1919—1952），阿根廷庇隆總統的第二任妻子，阿根廷政界要人，原電影和廣播明星。）的名字更為人所知。若干年前，還是奧斯瓦爾多舅舅幫她弄到了貝爾格拉諾廣播電臺記者的飯碗。
“是的，”奧斯瓦爾多舅舅說，“我見到她了。我把你告訴我的一切都對她說了，她表示同意。”
“你用這樣的代價換取她那點該死的所謂善心，量她也沒有勇氣拒絕。那麼信呢？那個蠢貨簽字了沒有？”
“迪耶戈，別忘了你是在談淪我們敬愛的總統和本世紀最受愛戴的女人。”
“談論我的屁股，”迪耶戈一邊說，一邊把他的鼻子埋在金髮女郎的襯衫裡。
“他簽了字。但是，你母親要是知道我在幫你的忙，哪怕只是知道我跟你談話，她非把我的眼珠子挖出來不可。”
迪耶戈的腦袋，還有他的身體的其餘部分，正在好幾層簌簌作聲的花邊中間開路。他再次甕聲甕氣地說：
“要是我的梅塞德斯舅媽知道你跟那個黑髮女郎在幹些什麼，她還會挖掉你一些別的器官。”
第二天中午時分，他又和雷伯·克立姆羅德見面。和雷伯在一起的還有一個高個兒男人，差不多雷伯一般高，一雙又大又黑的眼睛神情憂鬱，彷彿蒙著一層翳，目的顯然想掩蓋從他身上透出的殺氣。
“你這位朋友象個扔炸彈的無政府主義者，”迪耶戈用西班牙語對雷伯說。“看起來他身上穿的是估衣鋪裡的貨色。”
“我聽得懂你說的話，”那人道。“我能聽懂、也能說西班牙捂。”
“那麼英語呢？”
“也行。”
“拉普語呢？你能說拉普語嗎？”
“請閉上你的嘴，迪耶戈。我給你們介紹哈斯，布尼姆·安涅列維奇。”
“是的。我一定不開口。”
迪耶戈從來不知道安涅列維奇究竟是什麼人，也不知道他在波蘭駐巴黎的大使館內到底是幹什麼的（就算他真的在大使館工作）。至於雷伯和他是怎麼相遇，在什麼時候，迪耶戈同樣不明白。事後，還是喬治·塔拉斯最早確定，一九五○年在巴黎出現的這個安涅列維奇，就是一九四六年四月曾經在紐倫堡和年輕的克立姆羅德作為納卡姆小組的成員一起活動的那個安捏列維奇。
“你先坐下，迪耶戈。我們很快就談完了。”
他們倆又開始用波蘭語交談，也可能是用依地語。迪耶戈反正對兩種語言都不懂，頂多依地語的少數幾個單詞因為有點兒象德語，也許是例外。迪耶戈如約在民族廣場附近一家咖啡店裡和雷伯見面，以前，迪耶戈的足跡從來到過這一帶地方。昨天飛機到倫敦時歡迎他們的朗朗晴空，到巴黎以後變成了潮乎乎、灰濛濛的陰冷天氣。
二十分鐘後（這二十分鐘內，迪耶戈象破譯密碼似地在讀一份法文報紙，努力想看懂有關朝鮮戰爭和印度支那戰爭酌訊息），雷伯說：“我們走吧，迪耶戈。”
“我餓了。我一直不開口，可是我餓了。”
“到了機場咱們再吃東西。”
雷伯拖著他走，並且叫了一輛出租汽車。就在上車之前，迪耶戈回頭看了一下。那個名叫安涅列維奇的人仍坐在那裡，用一雙令人神經緊張的黑眼睛目送他們離去。驀地裡，迪耶戈無緣無故打了個寒顫，這和陰冷天氣沒有任何關係。
一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下午早些時候他們登上的一架班機，把他們送到哥本哈根，作短暫停留後再飛往赫爾辛基。他們的阿根廷護照頻頻換來北歐人的笑臉，在歐洲的那一部分，阿根廷遊客是不多的。
迪耶戈主要記得的是，從機場到旅館的路上，他自始至終顫慄不已。他們下榻的旅館與一座帶有綠色圓頂的白色大教堂相去不遠。此後，他的時間就被雷伯乾的事或說的話佔去了。
由於事先作了周密的安排，在赫爾辛基已有三個人在等侯他們。第一個名叫哈倫，是個七十來歲的愛爾蘭人，來自愛爾蘭共和國（注：不是英國的北愛爾蘭。）。第二個是俄國的高階官員，一雙沒有光澤的眼睛冷冰冰的，此人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