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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使帕拉斯基驚訝的是這份材料的格調。事情不象超級罪犯乾的，他認為，從做法上看，材料更象來自聯邦經濟情報局，或戰略情報局（戰時帕拉斯基跟他們一起工作過），或聯邦調查局。甚至可能這是由前情報部門人員主持的某一個大規模私人偵探組織所為。
至於那個叫做安德魯·S·科爾的買方，帕拉斯基確信他用的是化名。
他只對一個人既不懷疑也不感興趣就是那個戴不鏽鋼邊眼鏡、給他送紅色卷宗來的高個子年輕人．此人只不過是阿布拉莫維奇派來的信差，看上去也不特別精明能幹。事情的最終結果，連同那筆數目十分可觀的酬勞，使帕拉斯基滿意極了。交易圓滿成功，賭場不費吹灰之力就易了手。帕拉斯基按照阿布拉莫維奇的指示，向那位原賭場業主攤出紅色卷宗裡的材料。在令人生畏的賭博稽查處和聯邦當局的雙重威脅下，再加上突然失去萊文和另一位工會負責人馬吉奧的支援，該業主很快便告就範。
紅色卷宗出色地完成了它的使命。
綠色卷宗發揮了同樣的作用。
它到了來自費城的律師金·福伊西手上。有趣的是：福伊西本人就是一個賭徒，具體說是個賭撲克的。在牌桌上他喜歡用極刑——當然是一種比喻的說法，——就是說，賭者超出限度，把對手殺得片甲不留。福伊西是個沒有半點憐憫心的人，至少在這方面是這樣：“你輸了，就得付錢；要不，就乾脆別賭。”
七月初，也就是兩個半月之前，一個從紐約來的同行菲利普·範登伯格與他聯絡。早在哈佛大學讀書時他們便相識。他不怎麼喜歡這位老同學，因為此人的熱情猶如冰川鼎盛期的一座冰山，但他賞識範登伯格的工作效率。福伊西仔細估量了一下形勢，就象賭撲克時分析自己手裡的牌那樣。他發現自己手裡有三張好牌：其一，對於這位“可能的賣主”來說，一場由國內收入署、聯邦調查局和麻醉品管理局三方組織的聯合調查已迫在眉睫，他們一致認定，販賣毒品的款項的來龍去脈與這家賭場兼旅館有關；其二，那些工會過去一直是賭場的財政靠山，現在卻突然變勢，似乎決心要從這個企業中脫身（他們甚至準備以另一種形式收回他們的投資，即與高茲契尼亞克家族的一個成員經營的幾家公司合夥成立一個諮詢兼供應委員會），其三，買方出的價錢——八百六十六萬五千美元（沒有商量餘地）——對於那樣規模的一個企業是很公道的。
他來到拉斯維加斯，見到了可能的賣主（最初此人競還矇在鼓裡，根本不知道自己有什麼要出賣）。於是福伊西立刻意識到自己手上又多了兩張好牌。
一是賭場僱員揚言要罷工。這事雖然還有點遮遮掩掩，卻決不是虛張聲勢，一個叫艾比·萊文的人對於這一點說得很清楚，他和一個叫克萊默的人是代表工會的。罷工將迫使老闆停業好幾個星期，把他逼到破產的邊緣，他要是繼續經營下去，賭場將不會有收益，然而當初他用貸款盤下了這個賭場並加以裝修，不管怎樣利息還得照付。
二是那個綠色卷宗。
裡邊有證據，起碼是有力的旁證，說明可能的賣方幹過一些竄改銀行帳戶之類的勾當。
這些牌用來戰勝對手，讓可能的買主馬裡安·高茲契尼亞克成為正式的業主，真是綽綽有餘。
金·福伊西也許是唯一對那個戴不鏽鋼邊眼鏡的青年有過一些懷疑的人。
他以撲克老手的目光打量著那個又高又瘦的青年。這年輕人幾乎始終保持沉默，而且在他面前從未摘下過太陽眼鏡。
這個青年作為艾比·萊文的助手坐在談判桌旁，自稱貝爾科維奇。綠色宗卷就是他交給福伊西的。這位費城律師純粹憑直覺感到此人似乎未露本來面目。他向菲利普·範登伯格談起他的疑心，菲利普卻冷淡地聳了聳肩。
“我不認識什麼貝爾科維奇。”
“他是萊文班子裡的人，不過我敢發誓，他絕不僅僅是萊文的一名助手。我有一種感覺：這人另有背景。”
“那你為什麼不去問萊文字人？”
“太可笑了。”
西蒙·高茲契尼亞克一九五○年遭到芬尼根暗殺。他的五個孩於從最小的厄爾尼起，都由雷伯·克立姆羅德負責照顧。雷伯替厄爾尼付學費，後來指定他出面當雅瓦公司的總經理。如果說雷伯·克立姆羅德有朋友的話，那麼就是高茲契尼亞克一家，雖然他們算不上王臣（當然厄爾尼例外），卻始終對他忠心耿耿。
他永遠也不會忘記報答曾經以任何一種方式幫助過他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