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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慕尼黑才一個小時，塔拉斯上尉便通知我說，第七軍的先頭部隊在奧地利北部的林茨附近剛剛發現了另一個集中營，那地方名叫毛特豪森。塔拉斯堅持要我立刻前往，他已在一架軍用飛機上搞到三個座位。他自己將在兩三天內與我們會合。我有許多理由服從喬治·塔拉斯：他是上尉，而我只是中尉，他是哈佛大學的國際法教授，到一九四二年夏天為止，我一直受業於他；說到底，兩星期以前正是他在巴黎偶然碰見了我，並把我招募到戰爭罪行調查委員會成為他的部下。如果這些尚嫌不夠，我還喜歡他，儘管他穿上了卡其布制服我不大容易認出這位詞鋒犀利、在哈佛校園爬滿常春藤的圍牆內經常侃侃而談的教授。
我們有三個人離開慕尼黑。和我一同前往的是中士邁克·里納爾迪和攝影師羅伊·布萊克斯托克。我跟他們任何一個都沒有任何相同之處。里納爾迪來自紐約市的小義大利，布萊克斯托克是弗吉尼亞州人。雖然他倆外貌迥異——一個矮小結實，稀稀拉拉地蓄著一撮塗上化妝蠟的黑色小鬍子，另一個則是身高兩米、軟乎乎一堆還在擴充套件的龐然大物，——卻同樣顯得對什麼都滿不在乎的樣子，這種不冷不熱的態度給人的印象很深，我認為它是我還沒有達到的那種成熟和老練的表現。
那是一九四五年五月五日，除了俄國人三天前攻克柏林的訊息以及第三帝國全面正式投降已指日可待外，對當時在歐洲行將告終的這場戰爭我幾乎一無所知。戰爭快要結束了，我沒有殺過一個人，也沒有看到任何戰鬥。我距離自己的二十二歲生日還差四個月，此時我就象一個小青年破題兒頭一遭踏進劇場，而臺上的幕正在落下。六年來我第一次重返歐洲，在巴黎又看到了我的祖母。她對於我舍父親的國籍而取母親的國籍成為美國人這一事實，一點也不在乎，她聽了這個訊息，幾乎沒有什麼反應，只是一個勁兒地向我描述，巴黎和她的普備旺斯在德軍佔領下變成了什麼樣子
到了林茨以後，里納爾迪設法讓我們搭上一輛前往從四月十三日起已有蘇聯紅軍在那裡的維也納。下午兩點，我們在恩斯越過多瑙河。過了河，里納爾迪攔住一輛吉普，並說服了司機——一個跟他自己一樣的美籍義大利人——讓我們搭乘他的車。我們先去毛特豪森火車站，到了那裡再用與不折不扣的訛詐無大差別的手段強迫司機趕完離集中營還剩下的六公里地。
在那裡，我的足跡與雷伯·米歇爾·克立姆羅德的足跡第一次相交。
關於那一天，我記憶中保留著許多清晰的印象，其中首先是奧地利輕柔的空氣：陽光和煦，溫馨宜人，帶著彷彿永駐人間的春天的芳香。
只是在那個時候傳來了一股惡臭。
我們距離集中營還有二三百米的時候，這股臭味就往我的鼻子裡直衝。大批蓋著篷布的卡車組成的長龍迫使我們停車，於是那位被我們拉夫拉來的司機，便抓住這個機會斬釘截鐵地宣佈，他決不再往前開。我們不得不下車步行。臭味變得更濃了；它接連形成一大團一大團的氣體懸在空中不動。“是焚屍爐的氣味，”布萊克斯托克拖著南方人的長腔說了一句。溫和的語調以及說話人的地方口音本身，彷彿沖淡了這個詞的恐怖意味。我們從敞開著的大門進去。一些坦克曾到達那裡以後又開走，在地上留下新鮮的痕跡。取代它們的是接連不斷滾滾而至的卡車車流，卸下藥品和繃帶等補給品，供給已經開始工作的衛生部門使用。但這股車流一進門，立刻就消失在一片無聲的、由活屍組成的汪洋大海之中，幾乎沒有一點兒動靜，真奇怪，猶如潮水突然上凍一般。五六小時之前到過那裡的坦克，也許曾使這片活屍之海震盪了一陣子，顯示出些許生氣，可是現在波動已經停止，自由的喜悅趨於暗淡，他們的臉成了一張張硬梆梆的面具。這情景使他們覺得好象進入了另一種狀態，現在才認識到一場惡夢真的已經結束。他們望著我、里納爾迪，望著利用身高馬大開路的布萊克斯托克；從這些人迷茫的目光中，我可以看到有點兒異樣的冷漠和一種無可奈何的神情，但也可以看到憎恨和含怒的埋怨：“你們為什麼不早點兒來？”
“臭味是從他們那裡來的，”布萊克斯托克說，“他們身上散發出來的臭味簡直叫人沒法相信。”這位巨人邁著堅定的步伐在那些穿條紋破囚衣的活屍叢中橫衝直撞。
接管該營的美國軍官佩帶著步兵少校的金楓葉領章。他身材短小，腰板硬撅撅的，長著一頭紅髮，姓斯特羅恩。他對我說，當務之急有一大堆，他怎麼也忙不過來，哪裡顧得上幫我們調查戰爭罪行什麼的。眼下他正努力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