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風騷 作者:顏廷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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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將桃李等閒栽。

江水悠悠去不還，

長悲事業典型間。

浮雲卻是堅牢物，

千古依棲在蔣山。

王安石光輝奪目的一生，終究是政壇紛爭的狂風亂雲所混滅不了的。在其逝世十年之後，宋哲宗紹聖三年（1096年），他的名字和事業，受到皇帝趙煦的敬仰，諡日文，配享神宗皇帝廟庭。十八年之後，宋徽宗崇寧三年（1104年），他的名字和事業，再次受到皇帝趙培的推崇，追封舒王，配享於宣聖孔廟，居孟子之上，與顏子（回）為對。七十年後，野史記載，宋理學集大成者朱熹，看過他的《日錄》後，對他的為人和“變法”曾評而論之：“荊公（王安石）初出來便要做事，後來為人所攻，便無去就。不觀荊公《日錄》，無以知其本末，他直是強辨，藐視一世，如文潞公（文彥博）更不敢出一言；司馬溫公（司馬光）亦只見荊公不是，便倒一邊；如東坡（蘇軾）當初議論亦要變法，後來卻又改了；神宗皇帝盡得荊公許多伎倆，便不再任用，到元豐年間，事皆白做，只是用一等庸人備左右起承耳”。二百六十年後，元朝順帝至元年間宰相脫脫（蔑兒吉特氏，字大用），主修宋史，為王安石立傳，大約是最早對王安石作出了公平的評價：

安石少好讀書，一過日終身不忘。其屬文動筆如飛，初若不經意，既

成，見者皆服其精妙

安石議論高奇，能以辨博濟其說；果於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

於是上萬言書，以為：“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

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己。法其意，則吾

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己合先王之政矣。

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收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

財不足為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爾。在位之人才既不足，而間蒼草野之

間亦少可用之才，社稷之記，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囗為常，而無一

旦之憂乎？願監苟且因循之弊，明詔大臣，為之以漸，期合於當世之變，

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議者以為迂闊而熟爛者也”後安石當國，其

所注措，大抵皆祖此書。

浮雲千古，江流千古，王安石終是不朽的！

篇十九

汴京·司馬光府邸書房

深夜孤燈，清酒哀文·酒是友誼不泯之酒，文是心曲難盡之文·蘇軾與司馬光噙淚舉起酒杯·

江寧府關於王安石病故秦淮小宅並草草埋葬的奏札，於四月十八日午後到達京都。司馬光已“危病臥床”半個月了。半個月前朝廷中樞進行了重大改組：特授八十歲的文彥博為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晉升六十八歲的呂公著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晉升六十九歲的韓維任門下侍郎，晉升五十九歲的呂大防任中書侍郎，晉升五十九歲的範純仁知樞密院事，晉升六十七歲的鮮于亻先代替吳居厚為京東轉運使，晉升五十三歲的程頤為崇政殿說書。重臣們幾乎全更換了。加之現時居於二府、三省、六部的執權者，大都是當年被王安石貶逐的人物，心中仍存“憤懣”，故對王安石的病故，反應冷漠，少數人似有“歡欣”之色，連主持中樞事務的呂公著看了江寧府的奏札，也順手放在一邊，不再理睬。

這次中樞班子的重大改組，是司馬光在他的病情惡化後採取的緊急措施，年輕的德才忠懇者尚未考察遴選，只能起用忠懇可信的老臣了。三月下旬，他的雙腳突然行走困難，筋力日顯衰微，飲食日見減少，冷熱無常，夜間盜汗。太皇太后聞知，極為憂慮，特派沈安士等四名御醫專門負責療治，但病情總是不見好轉，而這種浩蕩的恩寵，反而使他誠恐誠惶，“不見君，不可視事啊”。他每天清晨，由兒子司馬康推著輕便輪車送至宣德門，然後由兒子架扶進政事堂處理政務。太皇太后聞知垂淚，特下詔令，準於司馬光乘坐抬轎入宮，免去司馬光朝覲之禮，準於司馬光三天臨朝一次。司馬光拒絕了這種特殊的恩典，仍堅持天天由兒子推車架扶入朝。四月三日，他的雙腳已完全不能著地，雙腿已不聽使喚，不得不告假居家治療。雙腳疾廢之哀使他感到鵜囗之將鳴，便以改組中樞班子為他身後的“革故鼎新”作準備：“革故鼎新”大業終需後繼有人，終不可中途而廢啊！

司馬光病情惡化的原因無它，“骸骨癯瘁”的軀體，確實已經受不起“親躬庶務，不捨晝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