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風騷 作者:顏廷瑞

第83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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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康見父親沉思不語，便低聲說出自己的想法：

“父親若此時不便會見文彥博大人，我就以‘外出造訪’四字謝之。”

司馬光置筆掩卷，吩咐兒子：

“弄水軒備茶接待潞國公！”

文彥博，字寬夫，山西介休人，時年七十七歲。仁宗天聖年間舉進士，累遷殿中侍御史、河東轉運使、如泰州，曾呈表論軍隊制度上“將權不專、軍法不嚴”之弊，並稍有成效，對加強西北邊防有所貢獻。慶曆七年（1047年）任宰相，與樞密使龐籍合議裁減冗兵，頗有進取精神。皇祐三年（1051年）被彈劾罷相，出知永興軍。至和二年（1055年）復宰相之職。嘉祐三年（1058年）出判河南、大名、太原等府，封潞國公。英宗皇帝即位後，任樞密使四年，政績頗佳。皇帝趙頊即位後，因其反對“變法”出知洛陽。元豐三年，出知開封府。元豐四年五月，反對朝廷“用兵西夏”，被斥為“流俗無為之論”，十月，兩次上呈奏表，論征戰師老兵疲之狀：“臣聞昨來西師出界，中輟而還，將下師徒，頗有飢凍潰散，以礙人眾，不行軍法。今便欲再舉，何以勵眾？又，運糧遠涉，頗被邀截，官吏民夫，甚有陷沒。伏望聖慈深察王師之舉，必有邊將謀臣首開端緒以誤大計，若不深責，無以勵後”王珪、蔡確怒，反彈文彥博“虛言怨謗”，皇帝遂貶文彥博任西京留守。這位三次任中樞將相的潞國公於去年十一月下旬移居洛陽，不僅帶來了朝廷紛爭未見結果的禍福現實，而且以其不甘寂寞的憤心悲懷，串連於致仕老臣之間，聯絡感情，交流政見，經時月餘，終於建造了“耆英會”這個議論朝政的講壇。

文彥博雖年已七十七歲，但腦力仍健，並不糊塗，他同時代的人物，死亡的死亡，致仕的致仕，現時還混跡於高官職位者，唯他一人。近六十年的官場生涯，使他積累了豐富的處人處世經驗，三次擔任中樞將相的顯赫經歷，使他練就了超人的敏銳洞察力。他此時看得清楚，王安石第二次罷相離開京都，已有六個年頭，這六年中，變法的主要人物已零落四散，“王安石變法”已名存實亡。在這“名存實亡”的過程中，上至中樞宰執大臣下至州府官吏，人心失落，法紀鬆弛，道德淪喪，糜費成風，物慾氾濫，貪黷橫行，已構成了大宋一百多年來最為可怕的危機。朝野憂國之士，皆悲懷痛心而吁嘆；城鄉樸純之民，皆忍怨含怒而詛咒。可皇上和宰執大臣王珪、蔡確、蒲宗孟等人，仍然打著“變法”的旗號用兵，耀武邀功，全然不知大禍將至。兵事無常，若萬一失敗，朝廷可真的要出現一場翻天覆地的混亂了。“耆英會”的倡導和成立，完全是他這種認識和心境的產物，希望能在這老臣聚集的洛陽，喚起人們“心存魏闕”的波瀾，為來日可能出現的混亂紛爭作未雨綢纓之備。他之所以援唐代詩人白居易“九老會”古例而行事，正是為了用優遊閒散、詩酒浪跡、遺情世外的外表，掩飾其所圖所為。他畢竟是用心深沉的，通機鬨然而起加盟於“耆英會”的十二位朋友，大都是風燭殘年，縱有臂撐蒼穹之心，卻無柱砥中流之力。在默默數通洛陽城中千百人物之後，他把目光緊緊盯住了獨樂園裡的司馬光。

司馬光的聲望，在王安石“變法”停滯之後，已成為朝野仰望的一面旗幟；司馬光的品德，已因冷居獨樂園十二年不妄言朝政，成了“臣道”的典範；司馬光的博學才智，將因《資治通鑑》的成就而居文曲之位；司馬光的居官清廉、為人忠貞簡樸，已贏得黎民百姓的心。更為重要的是，皇上已有起用司馬光之意。文彥博每思念至此，均展眉捋須高呼：

“司馬君實，你當為‘耆英會’中人啊！”

司馬光在弄水軒接待了文彥博。

今天的文彥博是偕畫家鄭奐來訪的。他身著裘袍，頭戴皮帽，腳著棉靴，頸圍狐尾，拄九節藤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