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美國的民主上卷〔法〕托克維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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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劃，而只會懶洋洋地處理那些也許將由另一個人來結束的工作。

傑斐遜總統於１８０９年１月２１日（選舉前六個星期）寫道：“現在，我已如此接近我的退職期限，以致我可以不再參加實際工作，而只提出我的建議。我覺得，讓我的後任主動採取他將實行和要負責的措施，是正當的。”

〔這段話出自傑斐遜致詹姆斯。門羅的一封信，見《傑斐遜文集》第９卷第２４３頁，紐約，１８９８年〕而在全國，人們的目光都集中於一點：瞪眼看著行將開始的分娩的陣痛。

如果行政權管理國務的範圍越大，它的經常活動越多和越有必要，則由此產生的危險也越嚴重。在一個已經習慣於受行政權統治或往好處說是治理的國家，選舉必然造成一次激烈的震動。

在美國，行政權的行使可以慢慢騰騰而不受譴責，因為這種行為本來就是軟弱無力和受到重重限制的。

當政府首腦是由選舉產生時，幾乎總要在國家的內外政策方面出現一段不穩定時期。這就是此種制度的主要弊端之一。

而且，這一弊端的嚴重程度，並跟授予當選首腦的權力的大小成正比。在古羅馬，儘管執政官每年一換，但政府的工作原則始終不變，因為元老院掌握著指導權，而且元老院是世襲機構。

在歐洲的大多數君主國，如果國王是選舉的，則在每次進行新選舉時，王國都要改變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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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聯邦憲法５６１

在美國，總統雖對國務有相當大的影響，但他並不主持國務，壓倒一切的權力掌握在代表全國人民的議員之手。因此，能夠改變政治準則的是全國人民，而不是總統個人。結果，選舉行政權首腦的制度，在美國也就沒有對政府的穩定性發生極為不利的影響。

但是，缺乏穩定性畢竟是選舉制度的一個固有缺欠，以致在總統的本來就已夠小的活動範圍內，這個缺欠仍然表現得十分明顯。

美國人想得很對，行政權的首腦為了履行職務和承擔全副責任的重擔，應有充分的自由去親自挑選下屬和隨意撤免他們，而立法機構主要應當監督而不是指導總統，但由此產生的結果卻是：一進行新的選舉，全體聯邦官員的命運就好象處於懸而不決之中。

在歐洲的立憲君主國，人們抱怨行政機關的小小職員的命運經常決定於大臣們的命運。在選舉政府首腦的國家，這種情況更為嚴重。其原因很簡單：在立憲君主國，接任的大臣很快就能上任，而行政權的主要代表並未改變，改革活動亦有一定範圍。因此，這種國家的行政權的變化主要表現在末節方面，而不表現在原則方面。在這裡，不是用一種制度去驟然代替另一種制度，因而不致引起一場革命。

而在美國，卻是每隔四年依法進行這樣的革命。

至於說這種立法自然會給個人造成的不幸，我們應當承認官員命運的不固定性在美國還未產生在別處出現的災難。

在美國，尋找自食其力的生活出路容易得象丟掉官職一樣。

雖然丟官後有時會過不上舒適生活，但決不會由此失去謀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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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第一部分

道。

我在本節開頭說過，以選舉方式產生行政權首腦的危險的大小，因採用這一制度的國家所處的環境而有不同。

儘管行政權的範圍受到限制，它在法律上的地位不夠強大，但它對國家的對外政策卻有極大的影響，因為除非由一個人經手，談判就無法開始和順利進行。

一個國家的形勢越是不定和艱難，它便越是需要一項首尾一貫的堅定對外政策。

這樣，對國家首腦採用選舉制度，也會更加危險。

美國人對全世界的政策是簡單的，幾乎可以說別人不需要他們，他們不需要別人。他們的獨立從未受到威脅。

因此，在他們那裡，行政權的職能既受環境的限制，又受法律的限制。總統可以經常改變他的觀點，但國家不會由此遭殃和毀滅。

不管行政權首腦如何選舉，選舉之前和選舉時期，總是全國的驟變時期。

一個國家的內憂越大，它的外患也就越大，而這時的危機對國家更有危險。歐洲的國家每逢產生新首腦的時候，很少不為被人征服和陷入無政府狀態而擔憂。

在美國，社會被組織得不需要幫助即能自立。美國從來沒有遇到過外患。它的總統選舉是鼓舞人心的大事，而非導致毀滅的舉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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