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家門外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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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A四版以極大篇幅做人物報道，標題很醒目：“TAIWAN　LAWMAKERS　SKILL　MAY　BE　HEREDITARY”。當天臺北時間清晨五點多，《中國時報》駐華盛頓特派員傅建中一見到該篇報道，就打電話來，把我從夢中驚醒，非常興奮地跟我說：“孝嚴兄，不得了，《紐約時報》以如此顯　的版面和篇幅，並且以專題方式報道老兄，這是幾百萬都買不到的。臺灣政治人物當中，你還是第一人！”

一筆一劃出於己手

《洛杉磯時報》見到《紐約磯時報》的專訪後，至為重視，於是指派德密克來臺。由於當時大陸SARS橫行，她只得自香港繞道漢城來臺，和我做更深入的多次訪談。同年六月二十日她以“A　Taiwanese　Scions　Story　Is　Full　Of　Twists”為題，在該報頭版新聞版面，長篇報道了我奇特的身世。在採訪過程中，她跟我說，美國人對我這類活生生、傳奇性的遭遇，不僅會同情而且會著迷；她還和洛杉磯好萊塢幾位有名的導演好友，提過我的故事，都認為是非常好的電影素材。她建議我多花些時間自己來寫書，她說：“這比從政做到總統都還重要！”德密克女士的一番話，讓我陷入沉思。看到她的報道之後，我便認真而嚴肅地擬定了親自撰稿出書的計劃。

花了叄年多的時間，我慎重地把這本書寫好。它的每一個字、每一個標點符號，都是出自我自己的手。我是利用公餘之暇和“立法院”休會期間來執筆。二○○二年二月進到“立法院”後，我發覺“立法委員”的作息時間相當有彈性，和以前在“外交部”擔任部次長時，那種壓得透不過氣的日程相較，截然不同，好像突然多出不少屬於自己可以掌握的時間。從前就有寫書的凳想，一直苦於無暇，現在像是一顆種子，見到一片肥沃的土壤，只要放在裡面，一定會萌芽而結出果實來。美倫也鼓勵我把自己不一樣的成長過程做成記錄。我理出好多本日記和重要的剪報與書籍，逐一翻閱之後，初步勾勒出了一個大綱；但真正投入撰寫工作，是在二○○二年底和二○○叄年初，接受前面兩位美國記者訪問之後的事。

走過認祖歸宗之路

在寫作過程中，我也想到過，這本書對蔣家會不會有什麼負面影響？這當然不是我所願見，但忠於事實的陳述，又是我寫書的最低要求和原則，我只能要求自己忠實，不能要求所有人客觀，就像畫家嘔心瀝血地畫出一幅美極了的旭日東昇圖，但看畫的人，由於主觀意念，可以很合理地把它當作夕陽西下來欣賞。《紐約時報》和《洛杉磯時報》的兩篇報道，對蔣家沒有一個字批評，是我最欣慰的地方，也讓我相信，這本書在整體上，對蔣家會是好的。

在寫到和孝慈一起走過的艱困歲月及母親遇害的片段時，曾無法止住淚水而數度停筆。我原本考慮過省略掉母親非自然死亡的篇章，但整件事情追到後來，我發現它和父親經國先生無涉，也與祖父“老總統”無關，我反而覺得更應當據實地把它公開出來，才能使父、祖不再因為這件懸案被毫無根據地臆測汙名化。也許會有人不同意我所做的論斷，但只要有人拿得出直接的反證，我會虛心地接受，並且以感激的心交由社會公評。

我確信母親是為了守住一份屬於她生命全部的崇高愛情而喪生，且前因後果的輪廓在我心中早已有數，但我已無復仇的怒火。事隔六十個寒暑，當年時空背景迥然不同，加以當時政治、社會價值觀的錯亂，我早已學會用寬恕之心來看待。

社會上對我和父親經國先生、祖父母以及孝文、孝章、孝武、孝勇之間的關係和來往，有各自認定的版本和談論，但缺少完整真實的全貌。我從當事人的角度，把我所經過的一切，一五一十地做誠實的記錄，對外界想要知道實情的，會有幫助。只是在寫作過程當中，如何下筆切入，用單獨個別的敘述？或合併式的綜論？我的確花了不少時間，才整理出現在的篇章架凳，讓人能夠一目瞭然，並且容易翻閱。

一個人要走過“認祖、歸宗”的道路，才能確立自己的身份，已屬極度不幸；在路途當中，還要飽受歧視和打壓，才真正激發人們的不平和同情。前面提到的美國兩位記者相信，這是為什麼讀者會對此故事產生強烈反響的緣故。最初知道自己是被迫從母姓時，確有強烈被羞辱感；要爭回父姓，又似乎只能在夢裡求。當我決心要讓此夢成真，我知道，付出大的代價是必須的，而整個過程的崎嶇和波折，便成了我這本書的軸線之一。在這一部分，我設法把心路歷程和內心世界做一解析，對我的動機、堅持和周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