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和他的三位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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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經常在《救亡日報》上發表詩文鼓動民眾抗日。郭沫若還多次和於立群一起上前線慰問抗敵將士。於立群參加了上海法租界的一所國際難民收容所的工作，郭沫若去那裡視察過，事後寫過一篇文章《希望不要下雨》，對難民的境況極為關注，對工作人員的辛勞極表欽佩。

在上海戲劇界救亡協會的主持下，成立了十三個救亡演劇隊。於立群參加了由洪深和金山為領隊的第二隊，在上海和各地宣傳抗日救亡運動。郭沫若曾為他們書寫了隊旗。每當這面隊旗在街頭、在田間、在工廠、在陣地上高高飄揚時，於立群的心情就分外激動。因為她在郭沫若書寫的隊旗上看到了郭沫若禮讚的“們”——集體力量的堅實的象徵。於是她的胸中便鼓盪起無限的潛沉的力量；於是像灼熱的熔岩一樣噴爆而出的是她和隊友們高歌《義勇軍進行曲》。他們的歌聲壓過了敵人射出的高射炮聲。

於立群是一位追求進步、嚮往光明的青年女性。延安是她心目中的革命聖地。戰爭年月，兵荒馬亂，北上的路途充滿了艱難險阻。郭沫若勸告她取海道經香港繞往武漢，由武漢的八路軍辦事處協助，設法到陝北讀書。

“立群，你說這樣好麼？”

“好的，好的。郭先生真替我想得周到。只是——”

“只是什麼？”

“我們什麼時候再見呢？”

“”郭沫若笑而不答。

於立群聽從了郭沫若的勸告，同林林、姚潛修、葉文津、鬱風等結夥於11月26日離開上海去香港。郭沫若第二天也乘法國郵船秘密離開上海赴香港。——這個行期在於立群走前是已經定了，但是為了保密起見，他沒有告訴於立群。和立群在香港相見，郭沫若自己心中有數。

所以，當於立群在香港見到郭沫若時，真是有些出乎意外了。那是在郭沫若到達香港後的第二天，他從九龍訪問了一位朋友回來，在皇后大道灣雪廠街的十字路口，迎面碰到了林林他們。於立群首先看見了他。街頭遇故人，向來不大說話的於立群驚喜地先叫了出來：

“啊，那不是郭先生？”

郁達夫的侄女鬱風接過去，帶著誇張的調子對郭沫若說：“哦，我們還怕你死守上海呢！”

“死守沒得必要。中國地方大得很，我們大有迴旋的餘地。我們要準備長期抗戰。”

郭沫若笑著說道。雖然和立群在香港再見他早就心中有數，但今天在香港的街頭遇見她，他的心中分外高興。

郭沫若住在六國飯店三樓一間臨海的屋子裡。於立群幾個人原來住在海陸通旅館，和郭沫若商量以後，當天下午他們也都搬到六國飯店裡來了。在此期間，郭沫若和於立群由相敬而相愛。

香港的救亡工作當時也相當活躍，公開的歡迎會、講演會差不多每天都有。上海失陷以後，從上海撤退來的文化人大都以香港為中繼站，從這裡再轉赴內地。郭沫若本來打算去南洋募款，連護照都辦好了，用的是“白圭”的假名。後來考慮到最好在廣州建立一個“根據地”，恢復出版《救亡日報》，所以改變了計劃，在香港只住了六天，12月6日即與於立群等人乘船到達廣州。以郭沫若為社長、夏衍為總編輯的《救亡日報》於1938年1月1日在廣州正式復刊，成為華南的一座精神堡壘。

郭沫若來廣州後最初住在梅村，後來又搬到城內的新亞酒樓。元旦這一天，郭沫若突然接到陳誠來電，雲：“有要事相商，望即命駕”。郭沫若考慮之後，決定去武漢一趟。於立群本來就打算去武漢再轉陝北的，為了結伴同行，她便與其他朋友分開，搬進了新亞酒樓與郭沫若同居。

新亞酒樓，成了於立群生活中的一個新起點，而對郭沫若來說，則意味著他在婚姻史上發生了重大的轉折。

於立群原籍廣西賀縣，她和姐姐都生長在北平。她們家原是官宦人家，後來破落了。受到家庭的薰陶，於立群喜愛書法，能懸肘寫一手黑頓頓的正宗大顏字。她性格文雅嫻靜，住在新亞酒樓裡整天價只是不聲不響地讀書寫字，擅長書法的郭沫若，在這種情況下便自然地充當了於立群的老師。

“是什麼時候學過書法？”他問於立群。“是我們的家傳，”於立群回答道。“祖父是寫顏字的，母親也是寫顏字的，從小便學來這一套。這大概也是一種家庭教育吧？”

於立群說起話來，也和她寫的顏體字一樣，帶著些嚴肅的神情。郭沫若心想顏字的嚴肅效能起某種規範的作用，使一個人的生活也嚴肅了起來。於立群“鳳眼明貞肅，深衣色尚藍。人前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