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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騙子起不了作用。他卻在暗中放毒，擴大影響。吃虧的還是別人，一些沒有經驗的人。
揭露騙子的話劇沒有公開演出就過去了。倘使騙子能像戲那樣永遠過去，那有多好。可是騙子不肯退出歷史舞臺，所以電視劇和電視小品又出來了。我希望這樣的“劇”和“小品”多放映幾次，它們會產生防疫針的作用。我看對付騙子最好的辦法就是揭露他，讓大家都學會識別騙子的本領，時時處處提高警惕。沒有人肯鑽進圈套，那麼連騙子也會失業了。
其實，騙子的問題並不簡單，有各種各樣的騙子，不一定全是壞人。在說謊受表揚、講真話受批評的時期中，誰沒有講過假話？提起冒充的問題，它更是複雜。十八世紀俄國農民起義的領袖普加喬夫不是也冒充過已故的沙皇彼得三世嗎？一九三六年冬天我和魯彥、靳以同去杭州，幫助一位不認識的女讀者脫離危難，我就冒充過她的舅父。這三十年來常常有人寫信給我或者到作家協會、出版社、刊物編輯部找我，說是我的親戚，不過是為了見我一面，同我談談。最可笑的是有一位朋友聽見外面傳說我二次結婚大擺酒席，傳得太厲害了，他就出來證明確有其事，他也參加過宴會，還說明自己坐在第幾桌。後來謠言過去，別人問他，他只好老實承認：“我是他的朋友，要是有這種大喜事，我怎能不參加？”他講假話騙人，只是為了“保全面子”。還有一些人，平日喜歡吹噓交遊廣、朋友多，說認識某某人，同誰來往密切，他們說謊，並不是想害人，也只是滿足個人的虛榮心或者特殊的興趣。只要聽話的人腦子清楚，不去理他們，或者當笑話聽聽，就不會出什麼亂子。對這種人，難道你也能把他們抓起來，依法判刑嗎？
我不過是一個作家，卻也有人冒充我的這個、那個。幸而我無權無勢，講話不起作用，有時“長官”高興，還在報告中點一下名，免得我翹尾巴。因此那些冒充我的什麼的人，在社會上也得不到好處，我才可以高枕無憂，安度晚年。
然而倘使我是一位“長官”，或者海外富豪，情況就兩樣了，有人冒充我的兒子、我的侄子或者什麼親戚，只要漏出風聲，就會有數不清的飛蛾撲上來，於是種種奇怪的事情都發生了。
騙子的一再出現說明了我們社會里存在的某些毛病。對封建社會的流毒我有切膚之痛。六七十年來我就想擺脫封建家庭的種種束縛和虛偽的禮節，但一直到今天我還無法掙斷千絲萬縷的家庭聯絡。要做到大公無私，有多大的困難！不過我至少明白封建特權是醜惡的東西，是應當徹底消除的東西。
我記得一句古話：“木朽而蛀生之矣。”正是這樣。有了封建特權，怎麼能要求不產生騙子？難道你能夠用“禁”、“壓”、“抓”解決問題嗎？
只會“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醫師並不是高明的大夫。至於我呢，我仍堅持我的意見：要是人人識貨，假貨就不會在市面上出現了。
八一年一月二十九日病中
我和讀者（1）
我在前一篇隨想裡提到我冒充別人舅父的事。有人向我問起，要我多講一點，他說高行健在《花城》第六期上發表的《傳奇》中已經講過。高行健是從曹禺那裡打聽來的，知道這件事的人除了曹禺外還有一位朋友，但是他們也說不清詳情。其實事情很簡單，我收到一封讀者從杭州寄來的要求援助的長信，我給兩三個朋友看，他們拿不定主意，對信上的話將信將疑。我又把信送給一位朋友的太太，徵求意見，她慫恿我去一趟。我聽了朋友太太的話，手邊剛收到一筆稿費，我就約了魯彥和靳以同遊西湖。
寫信人是一位姑娘，她同後孃處得不好，離開安徽的家庭出外工作，由於失戀她準備去杭州自殺。在西湖她遇到一位遠親，改變了主意帶髮修行。幾個月後她發現那位遠親同小廟裡的和尚有關係，和尚對她還抱有野心。她計劃離開虎口，便寫信求我援助。我們三人到了杭州安頓下來，吃過中飯，就去湖濱僱了一隻船，劃到小廟的附近，上岸去約了姑娘出來。我們在湖上交談了大約兩個小時。她敘述了詳細情況，連年紀較大的魯彥也有些感動。我們約好第二天再去廟裡看她。她有個舅父住在上海和我同姓，就讓我冒充她的舅父。我替她付清了八十多元的房飯錢，把我們的回程火車票給了她一張。她比我們遲一天去上海。我和靳以到北站接她，請她吃過中飯，然後叫一輛人力車送她到虹口舅父家去。當時靳以為良友圖書公司編輯的《文季月刊》還未被禁，我和他常在良友公司見面。姑娘到上海後過兩天還同她舅父到良友公司來看我們，向我們表示謝意。她留下了他們的地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