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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馬宗融大哥（1）
羅淑（世彌）逝世後十一年，她的丈夫馬宗融也離開了人世。他是按照回族的習慣，舉行公葬儀式，埋在回民公墓的。宗融死於一九四九年四月上旬，正是上海解放的前夕，大家都有不少的事情，沒有人拉住我寫悼念文章。他的兩個孩子住在我們家裡，有時我同他們談過話，靜下來我的眼前便會出現那位長兄似的友人的高大身影，我忍受不了這分別，我又不能向他的孩子訴說我的痛苦，為了平靜我的感情的波濤，我對自己說：“寫吧，寫下你心裡的話，你會覺得好受些。”我過去的懷念文章大都是懷著這種心情寫成的。但是這一次我卻靜不下心來，一直沒有寫，新的繁忙的工作佔去了我的大部分時間，事情多了起來，人就顧不得懷舊了。這樣地一拖就是幾年、甚至幾十年。三十三年了！這中間我常有一種負債的感覺，彷彿欠了“馬大哥”一筆債。我想還債，但是越拖下去，我越是缺乏拿筆的勇氣，因為時間越久，印象越淡，記憶也越模糊，下筆就不那麼容易。儘管欠債的感覺還常來折磨我，我已經決定擱筆不寫了。
現在是深夜十一點一刻鐘，又是今年第一個寒冷的夜，我坐在書桌前手僵腳凍。四周沒有一點聲音。我不想動，也不想睡，我願意就這樣地坐下去。但是我的腦子動得厲害，它幾十年前前後後來回地跑。我分明聽見好些熟人講話的聲音，久別了的亡友在我的眼前一一重現。為什麼？為什麼？難道我真的走到了生命的盡頭、就要參加他們的行列？難道我真的不能再做任何事情必須撒手而去？不，不！我想起來了。在我不少悼念的文章裡都有類似這樣的話：我不單是埋葬死者，我也是在埋葬我自己的一部分。我不會在亡友的墓前說假話，我背後已經築起了一座高墳，為了準備給自己這一生作總結，我在挖這座墳，挖出自己的過去，也挖出了親友們的遺物。
我又一次看見了馬宗融大哥，看見他那非常和藹的笑容。他說：“你好嗎？這些年？”他在我背後的沙發上坐下來，接下去又說：“我們替你擔心啊！”多麼親切的聲音。我站起來喚一聲“馬大哥！”我回過頭去，眼前只有一屋子的書刊和信件，連沙發上也凌亂地堆著新書和報紙，房裡再沒有其他的人，我的想象走得太遠了。怎麼辦呢？關在自己的屋子裡，對著四壁的舊書，沒有爐火，沒有暖氣，我不能更甚地薄待自己了，索性放鬆一點，讓我的想象自由地奔跑一會兒吧，反正它（或者它們）衝不出這間屋子。於是我拿起筆寫出我“拖”了三十多年的懷念。
我第一次看見馬大哥，是在一九二九年春夏之際的一個晚上，當時我已熟悉他的名字，在雜誌上讀過他翻譯的法國短篇小說，也聽見幾個朋友談到他的為人：他大方好客，愛書如命，脾氣大，愛打不平。我意外地在索非家遇見他，交談了幾句話，我們就成了朋友。他約我到離索非家（我也住在那裡）不遠的上海大戲院去看德國影片《浮士德》。看完電影他又請我喝咖啡。在咖啡店裡，他吐露了他心裡的秘密：他正在追求一位朋友的妹妹，一個就要在師範學校畢業的姑娘。她哥哥有意成全他們，他卻猜不透姑娘的心思，好些時候沒有得到成都的訊息，一天前她突然來信託他打聽在法國工作的哥哥的近況，而且是一封充滿希望的信！他無法掩飾他的興奮，談起來就沒完沒了，不給我插嘴的機會。我要告辭，他說還早，拉住我的膀子要我坐下。他談了又談，我們一直坐到客人走光，咖啡店準備“打烊”的時候，他似乎還沒有把話說盡。我們真可以說是一見如故，關於我他就只讀過我翻譯的一本《麵包略取》（克魯泡特金原著）和剛剛在《小說月報》上連載的《滅亡》。
不久聽說他回四川去了。我並不盼望他寫信來，他是出了名的“寫信的懶人”。不過我卻在等待好訊息，我料想他會得到幸福。等待是不會久的，九月下旬一個傍晚他果然帶著那位姑娘到寶光裡來了。姑娘相貌端正，舉止大方，講話不多，卻常帶笑容，她就是七年後的《生人妻》的作者羅淑。分別幾月他顯得斯文了，客氣了，拘束了。他要到里昂中法大學工作，姑娘去法國找尋哥哥，他們明天就上船出發，因此不能在這裡多談。我和朋友索非送他們到門口，我同他握手分別，因為旁邊有一位姑娘，我們倒顯得生疏了。
我不曾收到一封從法國寄來的信，我也差不多忘記了馬大哥。我照常過著我那四海為家的生活，帶著一枝自來水筆到處跑，跑累了便回到上海休息。一九三四年初我從北平回上海，又見到了馬大哥，這次是他們一家人，他和那位姑娘結了婚，生了女兒。我認識了羅淑，在他們夫婦的身邊還看見當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