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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埃先生的朋友希望我為畫展的目錄作序，這是對我的信任和重視，我很感謝他們的好意，但是我終於辭謝了，因為我拿起筆準備寫作的時候發現自己對繪畫一無所知。我喜歡畫，卻不懂畫。
同時我喜歡詩，卻不懂詩。朋友們送詩給我看，新詩也好，舊詩也好，我看後也可以背上幾句，但是意見我一句也提不出。對小說、散文也是如此。
記得兩年多以前一天晚上，有一位青年跑到我家裡來，拿出一篇小說要我看後給他提意見。他以為小說不長，不過幾千字，看起來不費事，提意見更容易。可是我差一點給逼死了。幸而我的女婿在我家裡，他當時還是文藝刊物的編輯，我想起了他，把他叫了出來，解了我的圍；他很快就看完作品提了意見，把客人送走了。
有人不相信，就說：“你不是編輯過文學刊物和文學叢書嗎？”有這麼一回事。不過那些文學期刊都是友人靳以主編的，我只是掛個名，幫忙拉點稿子。叢書呢，我倒編過幾種，但也只是把書推薦給讀者，請讀者做評判員，我自己很少發表意見。
所以到今天我還是一個不懂文學的外行。然而我寫文學作品寫了五十多年，這也是事實。當然，評論家也可以說它們不是文學作品，一九六七年就有人（甚至有些作家）說它們是“破爛貨”，而且我自己反覆宣告我決不是為了要做“文學家”才奮筆寫作。我寫作，因為我在生活。我的小說是我在生活中探索的結果，一部又一部的作品就是我一次又一次的收穫。我當時怎樣看，怎樣想，就怎樣寫。沒有作品問世的時候，也就是我停止探索的時候。
我的探索和一般文學家的探索不同，我從來沒有思考過創作方法、表現手法和技巧等等的問題。我想來想去的只是一個問題：怎樣生活得更好，或者怎樣做一個更好的人，或者怎樣對國家、對社會、對人民有貢獻。一句話，我寫每篇文章都是有所為而寫作的。我從未有過無病呻吟的時候。我發表文章，也曾想到它會產生什麼樣的社會效果。但是我所想望的社會效果與作品實際上產生的常常有所不同，我只是一方面盡力而為，另一方面請讀者自己評判。作者本人總想堅持一個原則：不說假話。
但我是不是做到了呢？這很難說。回想起來，我也說過假話，而且不止一次，那就是聽信別人講話不假思考的時候。我還記得一件事情：一九三四年上半年我在上海《中學生》雜誌上用“馬琴”這個筆名發表了一篇《廣州》，是雜誌社約我寫的地方印象記。文中提到那座可以拆開的海珠橋，我寫道，聽說這是從瑞士買來的舊橋。一位廣東朋友對我這樣講過，我不加考慮，就把他的話抄錄在文章裡。這句毫無根據的話讓當時的廣州市政府的人看到了，他們拿出可靠的材料，找發行《中學生》雜誌的開明書店交涉，書店無話可說，只好登報道歉，廣告費就花去兩百多元。我販賣假話闖禍的事大概就只有這一件。但我寫文章時並不知道這是朋友的信口“隨說”。像這樣的事以後還有，只是沒有闖禍罷了。因此我應當補充一句：堅持不說假話，也很困難。
但是我從來沒有想過欺騙讀者。我倒願意拿本來的面目同讀者見面，我說把心交給讀者，並不是一句空話。我不是以文學成家的人，因此我不妨狂妄地說，我不追求技巧。如果說我在生活中的探索之外，在寫作中也有所探索的話，那麼幾十年來我所有追求的也就是：更明白地、更樸實地表達自己的思想。在舊社會中寫作，為了對付審查老爺，我常常挖空心思，轉彎抹角，避開老爺們的注意，這是不得已而為之，但這決不是追求技巧。有人得意地誇耀技巧，他們可能是幸運者。我承認別人的才華，我自己缺少這顆光芒四射的寶石，但是我並不佩服、羨慕人們所謂的“技巧”。當然我也不想把技巧一筆抹殺，因為我沒有權利干涉別人把自己裝飾得更漂亮。每個人都有權隨意化妝。但是對裝腔作勢、信口開河、把死的說成活的、把黑的說成紅的這樣一種文章我卻十分討厭。即使它們用技巧“武裝到牙齒”，它們也不過是文章騙子或者騙子文章。這種文章我看得太多了！
三十年代我在北平和一個寫文章的朋友談起文學技巧的問題，我們之間有過小小的爭論，他說文學作品或者文章能夠流傳下去主要是靠技巧，誰會關心幾百年前人們的生活！我則認為讀者關心的是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和主人公的命運，我說，技巧是為內容服務的。什麼是技巧？我想起一句俗話：“熟能生巧”。每個作家都有自己的寫作經驗。寫熟了就有辦法掩蓋、彌補自己的缺點，突出自己的長處。我那位朋友寫文章遣詞造句，很有特色，的確是好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