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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上的疙瘩給解開了，我得到了拯救。
我就是從探索人生出發走上文學道路的。五十多年來我也有放棄探索的時候，但是我從來不曾離開文學。我有時寫得多些，寫得好些；有時我走上人云亦云的大道，沒有寫作的渴望，只有寫作的任務觀念，寫出來的大都是隻感動自己不感動別人的“豪言壯語”。
今天我還在繼續探索，因為我又拿起了筆。停止探索，我就再也寫不出作品。
我說我寫小說是為了安靜自己的心，為了希望對國家、對人民有所貢獻，對讀者有所幫助，這當然只是我的主觀願望，我的作品也可能產生相反的社會效果。最有發言權的人是讀者，一部作品倘使受到讀者的抵制，那就起不了作用。但也有些作品受到一部分讀者的歡迎，卻在這些人中間產生了壞的影響。我今天還不曾給革掉作家的頭銜，我的作品還未在世界上絕跡，這應當感謝讀者的寬大，不過這也許說明這些作品的社會影響不算太壞。不會有人讀了我的作品就聚眾鬧事或者消極怠工或者貪汙盜竊，這一點我很放心。我在多數作品裡，也曾給讀者指出崇高的理想，歌頌高尚的情操，說崇高、說高尚，也許近於誇大，但至少總不是低下吧。不把自己的幸福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上；愛祖國、愛人民、愛真理、愛正義；為多數人犧牲自己；人不是單靠吃米活著；人活著也不是為了個人的享受。我在作品中闡述的就是這樣的思想。
怎樣做人？怎樣做一個好人？我幾十年來探索的就是這個問題。我的作品便是一份一份的“思想彙報”。它們都是我在生活中找到的答案。我不能說我的答案是正確的，但它們是嚴肅的。我看到什麼，我理解什麼，我如實地寫了出來。我很少說假話。我從未想過用我的作品教育人，改造人，給人們引路。五十年前我就說過：“我不是說教者。”一九三四年我又說：“這些小說是不會被列入文學之林的。”我固然希望我的作品產生社會影響，希望給讀者帶來幫助。可是我也知道一部文學作品，哪怕是藝術性至高無上的作品，也很難牽著讀者的鼻子走。能夠看書的讀者，他們在生活上、在精神上都已經有一些積累，這些積累可以幫助他們在作品中“各取所需”。任何一個讀者的腦筋都不是一張白紙，讓人在它上面隨意寫字。不管我們怎樣缺乏紙張，書店裡今天仍然有很多文學作品出售，圖書館裡出借的小說更多，一個人讀了幾十、幾百本書，他究竟聽哪一個作者的話？他總得判斷嘛。那就是說他的理智在起作用。每個人都有理智，我這樣說，大概不會錯吧。我從十一二歲起就看小說，一直到現在我還是文學作品的讀者，雖然我同時又是作家。那麼照有些人的說法，我的腦子裡一定擺開了戰場，打得我永無寧日，我一字一句地翻譯赫爾岑的回憶錄，可是我還是我，並沒有變成赫爾岑。同樣我從四十年代起就翻譯屠格涅夫的小說，譯來譯去，到一九七四年才放手，是不是我就變成了屠格涅夫呢？沒有，沒有！但是我不能說我不曾受到他們的影響。這是在不知不覺間發生的，即使這就是“潛移默化”，但別人的影響，書本的影響，也還是像食物一樣要經過我咀嚼以後消化了才會被接受。不用怕文學作品橫衝直闖，它們總得經過三道關口：社會教育、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只有愚昧無知的人才會隨便讀到一部作品就全盤接受，因為他頭腦空空，裝得下許多東西。但這種人是少有的。那麼把一切罪名都推到一部作品身上，未免有點不公平吧。
再談探索（2）
前些時候有人不滿意《傷痕》一類的小說，稱之為“傷痕文學”，說是這類揭自己瘡疤的作品讓人看見我們自己的缺點，損害了國家的名譽。楊振寧教授也曾同我談過這個問題。那天他來訪問，我講起我在第二十三篇《隨想》中闡明的那種想法：“每個中國人都有責任把祖國建設成人間樂園。”他說，他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海外華人都熱愛祖國。他又說他們從傷痕文學中看到祖國的缺點，有點擔心。他的意思很明顯，有病就得醫治，治好了便是恢復健康。我說未治好的傷痕比所謂傷痕文學更厲害，更可怕，我們必須面對現實，不能諱疾忌醫。
但直到現在還有人認為只要掩住傷痕不講，傷痕便可不醫自愈，因此不怪自己生瘡，卻怪別人亂說亂講。在他們對著一部作品準備拉弦發箭的時候，忽然把文學的作用提得很高。然而一位寫了二十多年小說、接著又編寫《中國服裝史》二十年的老作家到今天還是老兩口共用一張小書桌，連一間工作室也沒有，在這裡文學的作用又大大地降低了。
為什麼呢？在精通文學的人看來，可能非常簡單，從來就是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