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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浩劫其實不止十年，在一九六四年年尾舉行的三屆全國人代會的省市小組會上就有一些人受到批判，聽說趙丹是其中之一，剛剛拍好的他主演的故事片《在烈火中永生》也不能公開放映。對《北國江南》、《早春二月》、《舞臺姐妹》一批影片的批判已經開始了。人心惶惶，大家求神拜佛、燒香許願，只想保全自己。但是天空飄起烏雲，耳邊響起喊聲，頭上壓著一塊大石，我有一種預感：大禍臨頭了。
於是出現了所謂“文革”時期。在這期間趙丹比我先靠邊，我在九月上旬給抄了家。我們不屬於一個系統，不是給關在一個“牛棚”裡。我很少有機會看見他。現在我只想起兩件事情：
頭一件，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八日我給復旦大學中文系學生揪到江灣，住了將近一個月，住在學生宿舍六號樓，準備在二十六日開批鬥會。會期前一兩天，晚飯後我照例在門前散步，一個學生來找我閒聊。他說是姓李，沒有參加我的專案組，態度友好。他最近參加了一次批鬥趙丹的會，他同趙丹談過話。趙丹毫不在乎，只是香菸抽得不少，而且抽壞煙，趙丹說，沒有錢，只能抽勞動牌。大學生笑著說：“他究竟是趙丹啊。”
第二件，大約是在一九六八年一月下旬，我和吳強給揪到上海雜技場參加批鬥會。我們只是陪鬥，主角可能是陳丕顯和石西民。總之，挨鬥的人不少，坐了滿滿一間小屋，當然都坐在冷冰冰的水泥地上。趙丹來了，坐在白楊旁邊，我聽見他問白楊住在什麼地方。在旁邊監視的電影系統的造反派馬上厲聲訓斥：“你不老實，回去好好揍你一頓。”這句話今天還刺痛我的耳朵。十一年後趙丹在病床上說：“對我，已經沒什麼可怕的了。”這是多麼強烈的控訴！他能忘記那些拳打腳踢嗎？他能忘記各式各樣的侮辱嗎？
後來在一九七七年九月中島健藏先生一行來上海訪問，我和趙丹一起接待他們，我們向久別的日本朋友介紹我們十年的經驗，在座談會上趙丹談了他的牢獄生活，然後又談起“四人幫”下臺後他去江西的情況。他說：“由於我受到迫害，人們對待我更親切、更熱情。”真實的情況就是這樣。還有一次我聽見他表露他的心情：“為了報答，我應當多拍幾部好片子。”我很欣賞他這種精神狀態。他樂觀，充滿著信心。我看見他總覺得他身上有一團火，有一股勁。我聽說他要在《大河奔流》中扮演周總理，又聽說他要拍《八一風暴》，還聽說他要扮演聞一多，最後聽說他要同日本演員合拍影片。我也替他宣傳過，雖然這些願望都不曾實現，但我始終相信他會做出新的成績。
我沒有料想到今年七月會在上海華東醫院裡遇見他。我在草地上散步，他在水池邊看花。他變了。人憔悴了，火熄了，他說他吃不下東西。他剛在北京的醫院裡檢查過，我聽護士說癌症的診斷給排除了，還暗中盼他早日恢復健康。我說：“讓他再拍一兩部好片子吧。”我這句話自己也不知道是向誰說的。主管文藝部門的長官，領導文藝部門的長官是不會聽見我的聲音的。華東醫院草地上的相遇，是我和趙丹最後一次的見面。我從北歐回來，就聽說他病危了。
趙丹同志不會回到我們中間來了。我很想念他。最近我們常常惋惜地談起我國人才的“外流”。這個優秀的表演藝術家這些年的遭遇可以幫助我們頭腦清醒地考慮一些事情。“讓你活下去”，並不解決人才的問題。我還是重複我去年十二月裡講過的話：
趙丹同志（2）
“請多一點關心他們吧，請多一點愛他們吧，不要捱到太遲了的時候。”
對趙丹同志來說，已經太遲了，他只能留下“已經沒什麼可怕的了”這樣的遺言了。
十月十一日—十三日
沒什麼可怕的了
這幾天，我經常聽見人談起趙丹，當然也談他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文章。對他在文章最後寫的那句話，各人有各人的看法。趙丹同志說：“對我，已經。”他的話像一根小小的火棍攪動我的心。我反覆地想了幾天。我覺得現在我更瞭解他了。
“文革”期間，我在“牛棚”裡聽人談起趙丹，據說他在什麼會上講過，他想要求毛主席發給他一面“免鬥牌”。這是人們揭發出來的他的一件“罪行”。我口裡不說，心裡卻在想：說得好。不休止的批鬥，就像我們大城市裡的噪音，帶給人們多大的精神折磨，給文藝事業帶來多大的損害。當時對我的“遊鬥”剛剛開始，我多麼希望得到安靜，害怕可能出現的精神上的崩潰。今天聽說這位作家自殺，明天聽說那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