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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的朋友忽然想起替我樹碑立傳，得到他的單位負責人的同意，起初業餘寫作，後來請假寫作，他翻了不少材料，找我談話幾次，辛辛苦苦，寫成二十幾萬字的著作。我讀了他寄來的兩大疊的手稿，我不同意他的好些看法，也不知道他寄給我的是第幾次的謄寫稿。但他的辛勤勞動我是看得出來的。我不好意思給他潑冷水，沒有提什麼意見，只是指出少數與事實不符的地方。他告訴我有一家出版社願意接受他的稿子。我有一種感覺：他對他這部著作有較大的自信。那麼就由他去吧。
但是兩個月前他寫信給我的女兒，說稿子給退回了，據說出版社裡有人懷疑替活人寫傳是否合適，何況我的“思想複雜”。朋友情緒不好，垂頭喪氣，從信上也看得出來。
很對不起他，我看了信，心裡高興。一則書出不了，無人替我樹碑立傳，我倒感到輕鬆，精神上少揹包袱，二則說我思想複雜，我認為是對我的恭維。當然，說話人決不是有意吹捧我，他用的“思想複雜”可能是貶義詞。
“思想複雜”的人喜歡胡思亂想。思想會長眼睛，想多了，會看見人們有意掩飾的東西，會揭穿面具下面的真容。所以“文革”期間“思想複雜”的人遭受迫害，思想簡單的人飛黃騰達。
思想不簡單，怎麼能創造出“忠字舞”？怎麼想得到“早請示，晚彙報”？怎麼能發明出“噴氣式”？怎麼能夠不休止地召開以“高舉”開始、以“打倒”結束的批鬥會呢？
十年浩劫中的生活是應當詳細記錄下來的。這是人類歷史上的奇蹟。想想看，十年中間八個樣板戲，一位作家！簡單到了這樣的程度。人人都看樣板戲，每個人腦子裡都有頂天立地的“英雄形象”。那些喜歡誇大文學作用的人可能感到奇怪：幾億人民齊看革命樣板戲，怎麼產生不了一個偉大的革命形勢！他們忘記了人民不只看戲，他們還要看人，看上面的掌權的人。十年中間人們的思想也漸漸變得複雜了。你不帶頭做，就沒有人信你的話。
一切都會變，一切都在變。我也在變。我的思想由複雜變簡單，又由簡單變複雜，以後還要變下去，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我決不會再低頭彎腰“自報罪行”了。
今年四月我第四次訪問日本，看見一個光怪陸離的世界，相隔十七年，變化很大，幾乎適應不了。資本主義社會當然有它的缺點，但也有值得注意的地方。變化總是從無到有，從舊到新，從複雜到更復雜。我們實現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也決不會由複雜到簡單。關於這個問題我以後還想談談，例如文字的發展究竟是為了簡單易學，還是為了更準確地表達人們的複雜思想，我也有個人的看法。說我“思想複雜”，是無足怪的。
七月十三日
世界語（1）
上一篇《隨想》還是在病院裡寫成的。出院不久我到北歐去了一趟，出國前我又患感冒，到達斯德哥爾摩時，發了支氣管炎，有了上次的教訓，我就老老實實地對我國駐瑞典使館的同志講了。晚上有一位從上海來進修的醫生給我治療。第二天使館的同志們給我送稀飯、送麵條、送水果來，我在旅館裡也感到了家庭的溫暖。前一天我下飛機的時候還以為自己到了一個陌生的城市，第二天我卻見到了這麼多的親人。在瑞典的首都我住不到兩個星期，可是我過得輕鬆愉快。離開這個由無數個小島構成，由七十多道橋連線起來的風景如畫的和平城市的時候，我覺得自己是個健康的人。
我是去出席第六十五屆國際世界語大會的。我究竟在什麼時候開始學習世界語，我自己也講不清楚，可能是一九一八年，即五四運動的前一年，也有可能是一九二一年。但是認真地學它，而且繼續不斷地學下去，卻是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五年的事情。我在南京上學，課餘向上海世界語書店函購了一些書，就一本一本地讀下去，書不多，買得到的全讀了。因為是自修，專門看書，說話不習慣。後來我到法國常和兩三個朋友用世界語通訊。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初我回到上海，住在旅館裡，友人索非來看我，他當時還擔任上海世界語學會的秘書或幹事一類的職務。他說：“學會的房子空著，你搬過來住幾天再說。”我就搬了過去，在鴻興坊上海世界語學會的屋子裡搭起帆布床睡了將近半個月，後來在附近的寶光裡租到屋子才離開了鴻興坊。但從這時起我就做了學會的會員，不久又做了理事，也幫忙做一點工作。我還根據世界語翻譯了幾本書，如義大利愛·德·亞米西斯的獨幕劇《過客之花》、蘇聯阿·托爾斯泰的劇本《丹東之死》、日本秋田雨雀的獨幕劇《骷髏的跳舞》、匈牙利尤利·巴基原著的中篇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