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想錄-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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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在臺上表演。一層一層地剝下自己的面具，一個個都是騙子。

於是我開始有了另一種想法：“偉大的中國人民難道會讓騙子們長期橫行下去嗎？”這以後我經常用這問句問自己，一直到一九七六年十月。

全連批判會開過後不到一個星期，本市報紙和《人民日報》上都刊出一條國際訊息，講到“以色列腹地”。再過兩三天又出現了另一條類似的訊息。在這兩處“腹地”都是作為“內地”解釋的。我把兩條訊息抄錄在筆記本上，心裡想以後也許用得著它們，卻不曾想到從此再也沒有人提起“腹地”了。

十月七日

再說小騙子

兩三年來我經常在考慮一個問題：諱疾忌醫究竟好不好？我的回答是：不好。但也有人不同意我的想法，他們認為：你有病不講就沒有人知道，你的體格本來很好，可以不醫自愈，大病化為小病，小病化為無病。

這種人自己生了病怎麼辦？難道他們不找醫生？不吃藥？從前我很老實，現在我的腦子比較靈活些了，儘管有人說我倒退，寫的文章“文法上不通順”，可是我看人、看事卻深了些，透了些，不大容易受騙了。

去年九月底我寫過一篇談小騙子的“隨想”。當時小騙子已被逮捕，話劇正在上演，人們發表各種不同的意見，那時還有人出來責備話劇同情騙子，替騙子開脫，認為這種作品助長青年犯罪行為、社會效果不好等等、等等。在他們看來，不讓它上演，不許它發表，家醜就不會外揚。我沒有看過戲，但是我讀過劇本，我不僅同情小騙子，我也同情受騙的人。我認為應當受到譴責的是我們的社會風氣。話劇雖然不成熟，有缺點，像“活報劇”，但是它鞭笞了不正之風，批判了特權思想，像一瓢涼水潑在大家發熱發昏的頭上，它的上演會起到好的作用。劇本的名字叫《假如我是真的》，我對它的看法一直是這樣，我從沒有隱蔽過我的觀點。在北京出席四次全國文代大會的時候我曾向領導同志提出要求：讓這個戲演下去吧。開會期間這個戲演過好幾場，有一次我在小轎車上同司機同志閒談，他忽然說看過這個戲，他覺得戲不錯，可以演下去。

關於小騙子的戲究竟演了多少場，我也說不清楚。我只知道後來在北京召開了有該戲原作者參加的討論會，議論了戲的缺點。又聽說劇作者另外寫出了受到觀眾熱烈歡迎的好戲。以後就不聽見人談起小騙子的事情。《假如我是真的》也就讓人完全忘記了，一直到小騙子再出來活動的時候。

今年九月二十三日上海《解放日報》第二版上刊出了這樣一條訊息：“又一騙子騙得某些領導團團轉。”當然不是那個姓張的小騙子，姓張的已經給判了刑。這一個姓吳，冒充“市委領導同志的侄子”，又自稱哈爾濱市旅遊局的處長，“套購了大量高階香菸準備到外地販賣”。事情敗露、狐狸尾巴給抓住的時候，姓吳的小騙子還說：“當今社會上特權思想盛行，如果我不拿這些人做牌子，他們就不會賣給這麼多高檔香菸”

小騙子給抓住了，但是他不一定會認輸。我看他比我們聰明，我們始終糾纏在“家醜”、“面子”、“傷痕”等等之間的時候，他看到了本質的東西。不寫，不演，並不能解決問題。

有人問我在騙子前面加一“小”字是不是有意縮小他們的罪行，替他們開脫。我說：決不是！騙子有大小之分，姓張、姓吳他們只是一些小騙子。大騙子的確有，而且很多。那些造神召鬼、製造冤案、虛報產量，逼死人命等等等等的大騙子是不會長期逍遙法外的。大家都在等待罪人判刑的訊息，我也不例外。

十月九日

趙丹同志（1）

昨天傍晚在家看電視節目，聽見廣播員報告新聞：本日凌晨趙丹逝世

一個多月來不少的朋友對我談起趙丹的事情。大家都關心他的病，眼看著一位大藝術家一步一步走向死亡，卻不能把他拉住，也不能幫助他多給人民留下一點東西。一位朋友說，趙丹問醫生，可以不可以讓他拍好一部片子後死去。這些年他多麼想拍一兩部片子！但是癌症不留給他時間了。我想得到，快要閉上眼睛的時候，他多痛苦。

然而趙丹畢竟是趙丹，他並沒有默默地死去。在他逝世前兩天《人民日報》發表了他“在病床上”寫的文章《管得太具體，文藝沒希望》，最後有這樣一句話：“對我，已經沒什麼可怕的了。”他講得多麼坦率，多麼簡單明瞭。這正是我所認識的趙丹，只有他才會講這樣的話：我就要離開人世，不怕任何的迫害了。因此他把多年來“管住自己不說”積壓在心上的意見傾吐了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