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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也混亂了。只是當時我沒有這個印象，所以我這樣說。這天下午我去參觀古希臘修道院舊址的時候，法國朋友送了我一本《古馬賽圖》。書中共收一百五十二幅繪畫，從十五世紀到十九世紀前半葉，當然看不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馬賽。因此在海濱散步的時候，我常常想，我要是當時照個相那多好。那位姓李的朋友的聲音我還不曾忘記，可是他的面貌早已煙消雲散了。
重來馬賽，我並不感到寂寞，我們代表團一行五人，還有同行的中國朋友、法國朋友和當地法中友協的主人。我們毫無拘束地在海濱閒步、談笑。微風帶來一陣一陣的魚腥味：我們走過了魚市，看見家庭主婦在攤上買各種各樣的鮮魚。我們買票搭船去伊夫堡，再從那裡回到海濱時，魚差不多銷售一空，一個上午過去了。
去伊夫堡，在我們這些中國客人都是第一次。五十一年前我在馬賽住了十二天，聽那位姓李的朋友講過伊夫堡的事，它在我的腦子裡只是一個可怕的陰影，一個囚禁犯人的古堡。回國以後才知道這裡關過米拉波，才知道大仲馬寫《基度山伯爵》的時候，為他的英雄挑選了這樣一個監牢，他當時經常同助手到這個地方來做實地調查。我去伊夫堡，不僅是為了看過去的人間地獄，而且我還想坐小船在海上航行，哪怕只有幾分鐘，幾十分鐘也好！
我達到了這個目的。海風迎面吹來，藍色海水開出了白花，船身在搖晃，我也在搖晃。看見平靜的海面起了浪，看見船駛向古堡，我感到興奮，感到痛快。我不暈船，我愛海，我更喜歡看見海的咆哮。海使我明白許多事情。
我走進了古堡，到了過去囚禁政治犯的地方，看到一間一間的囚室，看到一個一個人的名字。每個給帶進來的人大概都會想到但丁的一句詩：
Lasciate ogni speranza，voi ch’entrate．（你們進來的人，丟開一切的希望吧。）
我站在底層的囚室裡，也想到但丁的那句詩，那是寫在地獄入口的大門上的。我掉頭四顧，那麼厚的牆，那麼高的小窗，那麼陰冷的囚房，又在孤零零的海上小島上！進來的人還會活著出去麼？“鐵假面”（居然真有“鐵假面”，我還以為是大仲馬寫小說時創造的人物！）的結果不知道怎樣。米拉波伯爵居然回到人間了。我似夢非夢地在囚房裡站了一會，我有一種奇怪的想法：比起我、我們所經歷的一切，這裡又算得了什麼呢？法國人不把它封閉，卻對外國客人開放，無非作為歷史教訓，免得悲劇重演。巴士底獄沒有給保留下來，只是由於民憤太大，革命群眾當場搗毀了它。我們的古人也懂得“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今天卻有人反覆地在我們耳邊說：“忘記，忘記！”為什麼不吸取過去的教訓？難道我們還沒有吃夠“健忘”的虧？
重來馬賽（2）
走出古堡，我重新見到陽光，一陣潮溼的海風使我感到呼吸自由。開船的時刻還沒有到，我坐在一塊大石上，法國友人給我拍了照。在這塊大石的一側有人寫了“祖國萬歲！”幾個紅色的法國字。望著藍藍的海水，我也想起了我的祖國。
馬賽的法國朋友對我們親切、熱情。小儒先生從尼斯開汽車趕回來同他父親一起到火車站迎接我們，還有當地法中友協的瑞羅先生和加士東夫人。他們為我們在一所現代化的旅館裡預訂了房間。我們在馬賽過了一個非常安靜的夜晚，睡得特別好。的確是現代化的旅館，我們住進以後，還得研究怎樣開關房門。同行的朋友按照巴黎的規矩，晚上把皮鞋放在房門外，第二天早晨才發現沒有人擦皮鞋，擦皮鞋的機器就在近旁。只有在飯廳裡才看得見服務員。我們是在同機器（不是同人）打交道。因此在機場跟好客的法國主人告了別，走上了飛機，我還在想一個問題：不搞人的思想現代化只搞物質現代化，行不行？得不到回答，我感到苦惱。但是飛機到達里昂了。
七月六日
里昂（1）
現在繼續談友誼。
里昂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從那裡帶走的是另一種回憶。
我第一次來到里昂。我在日記裡這樣寫著：“七點半到達里昂（機場）。來接的人不少，還獻了花。某夫人帶著她兩個女兒開車把我送到沙瓦旅館。”某夫人是當地友協的一位成員，她的兩個“女兒”中一個叫克勒爾，另一個叫杜偉鳳，是來了不久的中國留學生，寄宿在夫人的家裡，夫人把她當親閨女看待，叫她做“女兒”。杜偉鳳不過十八九歲，同夫人母女相處得很好。某夫人送我們到旅館，同我們照了相，又把我們接到一家中國菜館萬福樓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