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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來了。蔣介石後來又把它當做寶庫。林彪和“四人幫”更把它看做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藏。“四人幫”打起“左”的大旗，大吹批孔，其實他們道道地地在販賣舊貨。無怪乎林彪整天念他的“政變經”，江青整夜做呂后和武則天的夢。“四人幫”居然混了十年，而且越混越厲害，在國際上混到了個“激進派”的稱號。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想起來既可悲又痛心。
我常常這樣想：我們不能單怪林彪，單怪“四人幫”，我們也得責備自己！我們自己“吃”那一套封建貨色，林彪和“四人幫”販賣它們才會生意興隆。不然，怎麼隨便一紙“勒令”就能使人家破人亡呢？不然怎麼在某一個時期我們會一天幾次高聲“敬祝”林彪和江青“身體永遠健康”呢？
在抗戰的八年中我常說自己“身經百炸”，沒有給炸死是僥倖。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我常說自己“身經百鬥”，沒有“含恨而死”，也是幸運。幾乎在每次批鬥之後，都有人來找我，或者談話或者要我寫思想彙報，總之他們要我認罪，承認批鬥我就是挽救我。我當然照辦，因為頭一兩次我的確相信別人所說，後來我看出批鬥我的人是在演戲，我也照樣對付他們。在那種場合中我常常想起我小孩時期的見聞。我六七歲時候，我父親在四川廣元縣當縣官，我常常“參觀”他審案。我一聽見有人叫喊“大老爺坐堂！”我就找個機會溜到二堂上去看。被告不肯講就捱打。“打小板子”是用細的竹板打光屁股。兩個差役拿著小板子左右兩邊打，“一五一十”地數著。打完了，還要把捱打的人拖起來給“大老爺”叩頭，或者自己說或者由差役代說“給大老爺謝恩”。
我當時和今天都是這樣看法：那些在批鬥會上演戲的人，他們撈演的不過是“差役”一類的角色，雖然當時裝得威風凜凜彷彿大老爺的樣子。不能怪他們，他們的戲箱裡就只有封建社會的衣服和道具。
封建毒素並不是林彪和“四人幫”帶來的，也不曾讓他們完全帶走。我們絕不能帶著封建流毒進入四個現代化的社會。我四十八年前寫了小說《家》。我後來自我批評說，我反封建反得不徹底。但是那些認為“反封建”已經過時的人，難道就反得徹底嗎？
沒有辦法，今天我們還必須大反封建。
二月十二日
關於麗尼同志（1）
半年前我寫過一篇創作回憶錄《關於〈春天裡的秋天〉》，談了一些郭的事情。其實關於郭可談的事不少，我雖然同他相知不深，可是我的腦子裡至今還保留著這個善良人的形象。他的才能沒有得到很好的發展，我常常這樣想。倘使他有充足的時間，倘使他能夠關起門來寫作，他一定會給我們留下不少的好作品。我在這裡用了“關起門來寫作”這個片語，並沒有特殊的意義，我只是想說不受到干擾。而在郭，這就是生活上的干擾，在抗日戰爭爆發以後，上海的小家庭給打掉了，他為了一家人的生活，東奔西跑，最後到國民黨政府機關裡工作，混一口飯吃。朋友分散了，刊物停了，沒有人向他約稿逼稿，他寫好文章也不知道該寄到哪裡去換稿費。我同他失去聯絡大約一年的光景，忽然在桂林的街頭遇見了他。我是從廣州“逃難”到桂林的。他跟著機關從湖南某地遷往四川，經過這裡，暫時住在旅館裡面。我們交談了幾句，聽見警報聲，就匆匆地分別了。當時我準備在桂林復刊《文叢》，向他拉稿，他答應把身邊寫好的稿子給我。第二天早晨他到東郊福隆街我住的地方來找我，把一篇散文放在桌上。他說，還有好幾篇文章，打算校改後全交給我。他還說，他翻譯了契訶夫的幾個劇本，譯稿都帶來了。我們正談得高興，警報的汽笛聲又響了起來。我們一起從後門出去躲避。
我們這次到了月牙山。在山上廟裡看見敵機向城內投彈，看見大股上升的塵土，看見火光。郭擔心他的行李，他估計他住的旅館就在中彈的地區。警報剛解除，他急匆匆下山去。我後來進了城去找他。但是路給攔住了，走不過去。這次大概是這座古城第二次遭到大轟炸，街上亂糟糟的。
下午我進城去找郭。我到了他住的那個旅館，眼前只有一大堆還在冒煙的瓦礫。他也來了。他想在瓦礫堆裡找尋他的東西。有兩三個老媽媽和中年人也在挖掘什麼。他看見我，搖搖頭說：“燒光了。”我問他：“怎麼辦？”他笑了笑，說：“今天就走，都準備好了。我來看一下。”他的笑中帶了點苦味。我問：“稿子呢？”我感到留戀，又感到茫然。他說：“反正現在沒有用，沒有人要，燒了也就算了。”我心裡難過，知道他也不好過。我還記得一九三三年年尾到一九三四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