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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遍，至今還不能忘記，我希望他、我勸他把《橋》寫完。
我呢，自己吹噓也沒有用，我在三十年代就不得不承認我不是藝術家，今天我仍然說：“我沒有才華。”而且像某某人在批鬥我的大會上所說我寫的都是破爛貨，只有在解放後靠“文藝黑線”吹捧才出了名這一類的話，還可以作為參考。不過有一點得說明：事實證明所謂“文藝黑線”是“四人幫”編造的誣衊不實之詞，“文藝黑線”根本不存在。我的《文集》也曾被稱為“邪書十四卷”。這不足為怪，因為在國民黨“執政”時期，我的作品就受到歧視，就是不“正”的東西。靠了讀者的保護，“破爛貨”居然“流傳”下來，甚至變成了《文集》。有人把它們當做“肉中刺，眼中釘”，也是理所當然。再說集子裡的確有許多不好的東西，但它們並不是毒草。我不止講過一次：我今後不會讓《文集》再版，重印七八種單行本我倒願意。不印的書是我自己認為寫得不好，藝術性不高，反映生活不完全真實，等等，等等。但它們也絕非毒草。
我一再提說“毒草”，好像我給毒蛇咬過看見繩子也害怕一樣。二十年來天天聽說“毒草”，幾乎到了談虎色變的程度。在“四害”橫行的時期，我寫了不少的思想彙報和檢查，也口口聲聲承認“邪書十四卷”全是“大毒草”。難道我們這裡真有這麼多的“毒草”嗎？我家屋前有一片草地，屋後種了一些花樹，二十年來我天天散步，在院子裡，在草地上找尋“毒草”。可是我只找到不少“中草藥”，一棵毒草也沒有！倘使我還不放心，朝擔憂，夜焦慮，一定要找出“毒草”，而又找不出來，那就只有把草地鋤掉，把院子改為垃圾堆，才可以高枕無憂。這些年來我有不少朋友死於“四人幫”的殘酷迫害，也有一些人得了種種奇怪的恐怖病（各種不同的後遺病）。我擔心自己會成為“毒草病”的患者，這個病的病狀是因為害怕寫出毒草，拿起筆就全身發抖，寫不成一個字。
我不是藝術家，也沒有專門學過文學。即使因病擱筆也不是值得惋惜的事。
一月二十二日
遵命文學
我說我不是藝術家，並非謙虛，而且關於藝術我知道的實在很少。但有一件事情也是不可否認的：我寫了五十年的小說，雖然中間有十年被迫擱筆。無論如何，我總有一點點經驗吧。此外，我還翻看過幾本中外文學史，即使丟開書就完全忘記，總不能說腦子裡一點印象也沒有。
人們經常透過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學，很少有人只是因為想做作家才拿起筆。我至今還是一個不懂文學的外行，但誰也沒有權說我寫的小說並不是小說，並不是文學作品。其實說了、罵了、否定了也沒有關係，稱它們為“破爛貨”、定它們為毒草也無關係，只要有人要讀，有讀者肯花錢買，它們就會存在下去。小說《三國演義》裡有諸葛亮罵死王朗的故事，好像人是罵得死的。可是據我所知（當然我的見聞有限），還不曾有人寫過什麼誰罵死作品的故事。我的作品出世以來挨的罵可謂多矣，尤其是在一九六六年以後，好像是因為我參加了亞非作家緊急會議，有人生怕我擠進亞非作家的行列，特地來個摘帽運動似的。“四人幫”不但給我摘掉了“作家”的帽子，還“砸爛”（這是“四人幫”的術語）了“作家協會”，燒燬了我的作品。他們要做今天的秦始皇。他們“火”、“棍”並舉，“燒”、“罵”齊來，可是我的作品始終不曾燒絕。我也居然活到現在。
我這樣說，毫無自滿的情緒。我的作品沒有給罵死，是因為讀者有自己的看法。讀者是我的作品的評判員。他們並不專看“長官”們的臉色。即使當時的“長官”們把我的小說“打”成“毒草”，把我本人“打”成“黑老K”，還有人偷偷地讀我的書。去年七月我收到一封日本讀者的信，開頭就是這樣的話：“一九七六年我轉託日本的朋友書店而買到香港南國出版社一九七○年所刊出的《巴金文集》，我花了兩年左右的時間，今年四月才看完了這全書，共十四冊。”（原文）一九七○年正是當時在上海管文教的“長官”徐某某橫行霸道無惡不作的時候，也是我在幹校勞動給揪出去到處批鬥的時候，香港還有人重印我的文集，這難道不是讀者們在向“長官意志”挑戰嗎？
我這樣說，也絕非出於驕傲。我是不敢向“長官意志”挑戰的。我的文集裡雖然沒有“遵命文學” ① 一類的文字，可是我也寫過照別人的意思執筆的文章，例如《評〈不夜城〉》。那是一九六五年六月我第二次去越南採訪前葉以群同志組織我寫的，當時被約寫稿的人還有一位，材料由以群供給，我一再推辭，他有種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