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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發生了感情。她在中學唸書，看見我以前，因為參加學生運動被學校開除，回到家鄉住了一個短時期，又出來進另一所學校。倘使不是為了我，她三七、三八年一定去了延安。她同我談了八年的戀愛，後來到貴陽旅行結婚，只印發了一個通知，沒有擺過一桌酒席。從貴陽我和她先後到了重慶，住在民國路文化生活出版社門市部樓梯下七八個平方米的小屋裡。她託人買了四隻玻璃杯開始組織我們的小家庭。她陪著我經歷了各種艱苦生活。在抗日戰爭緊張的時期，我們一起在日軍進城以前十多個小時逃離廣州，我們從廣東到廣西，從昆明到桂林，從金華到溫州，我們分散了，又重見，相見後又別離。在我那兩冊《旅途通訊》中就有一部分這種生活的記錄。四十年前有一位朋友批評我：“這算什麼文章！”我的《文集》出版後，另一位朋友認為我不應當把它們也收進去。他們都有道理，兩年來我對朋友、對讀者講過不止一次，我決定不讓《文集》重版。但是為我自己，我要經常翻看那兩小冊《通訊》。在那些年代，每當我落在困苦的境地裡、朋友們各奔前程的時候，她總是親切地在我的耳邊說：“不要難過，我不會離開你，我在你的身邊。”的確，只有在她最後一次進手術室之前她才說過這樣一句：“我們要分別了。”
我同她一起生活了三十多年。但是我並沒有好好地幫助過她。她比我有才華，卻缺乏刻苦鑽研的精神。我很喜歡她翻譯的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小說。雖然譯文並不恰當，也不是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風格，它們卻是有創造性的文學作品，閱讀它們對我是一種享受。她想改變自己的生活，不願做家庭婦女，卻又缺少吃苦耐勞的勇氣。她聽一個朋友的勸告，得到後來也是給“四人幫”迫害致死的葉以群同志的同意，到《上海文學》“義務勞動”，也做了一點點工作，然而在運動中卻受到批判，說她專門向老作家組稿，又說她是我派去的“坐探”。她為了改造思想，想走捷徑，要求參加“四清”運動，找人推薦到某銅廠的工作組工作，工作相當忙碌、緊張，她卻精神愉快。但是到我快要靠邊的時候，她也被叫回“作協分會”參加運動。她第一次參加這種疾風暴雨般的鬥爭，而且是以反動權威家屬的身份參加，她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她張皇失措，坐立不安，替我擔心，又為兒女的前途憂慮。她盼望什麼人向她伸出援助的手，可是朋友們離開了她，“同事們”拿她當做箭靶，還有人想透過整她來整我。她不是“作協分會”或者刊物的正式工作人員，可是仍然被“勒令”靠邊勞動、站隊掛牌，放回家以後，又給揪到機關。過一個時期，她寫了認罪的檢查，第二次給放回家的時候，我們機關的造反派頭頭卻通知里弄委員會罰她掃街。她怕人看見，每天大清早起來，拿著掃帚出門，掃得精疲力盡，才回到家裡，關上大門，吐了一口氣。但有時她還碰到上學去的小孩，對她叫罵“巴金的臭婆娘”。我偶爾看見她拿著掃帚回來，不敢正眼看她，我感到負罪的心情，這是對她的一個致命的打擊。不到兩個月，她病倒了，以後就沒有再出去掃街（我妹妹繼續掃了一個時期），但是也沒有完全恢復健康。儘管她還繼續拖了四年，但一直到死她並不曾看到我恢復自由。這就是她的最後，然而絕不是她的結局。她的結局將和我的結局連在一起。
懷念蕭珊（5）
我絕不悲觀。我要爭取多活。我要為我們社會主義祖國工作到生命的最後一息。在我喪失工作能力的時候，我希望病榻上有蕭珊翻譯的那幾本小說。等到我永遠閉上眼睛，就讓我的骨灰同她的攙和在一起。
一月十六日寫完
毒草病
我最近寫信給曹禺，信內有這樣的話：“希望你丟開那些雜事，多寫幾個戲，甚至寫一兩本小說（因為你說你想寫一本小說）。我記得屠格涅夫患病垂危，在病榻上寫信給托爾斯泰，求他不要丟開文學創作，希望他繼續寫小說。我不是屠格涅夫，你也不是托爾斯泰，我又不曾躺在病床上。但是我要勸你多寫，多寫你自己多年來想寫的東西。你比我有才華，你是一個好的藝術家，我卻不是。你得少開會，少寫表態文章，多給後人留一點東西，把你心靈中的寶貝全交出來，貢獻給我們社會主義祖國。”
我不想現在就談曹禺。我只說兩三句話，我讀了他最近完成的《王昭君》，想了許久，頭兩場寫得多麼好，多麼深。孫美人這個人物使我想起許多事情。還有他在抗戰勝利前不久寫過一個戲（《橋》），只寫了兩幕，後來他去美國“講學”就擱下了，回來後也沒有續寫。第二幕閉幕前鍊鋼爐發生事故，工程師受傷，他寫得緊張，生動，我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