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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晚，一九三六年年底我才第一次看見他。在這之前一九二二年《湖畔》詩集出版時我是它的愛讀者。一九二八年年底我第一次從法國回來住在上海，又知道他參加了共產黨，翻譯過文藝理論的書，同魯迅先生較熟。一九三六年我在上海，忽然聽見河清（黃源）說雪峰從陝北到了上海。這年魯迅先生逝世，我參加了先生的治喪辦事處的工作，對治喪委員會某些辦法不大滿意，偶爾向河清發一兩句牢騷，河清說這是雪峰同意的，他代表黨的意見。我並未讀過雪峰翻譯的書，但是我知道魯迅先生尊重黨，也聽說先生對雪峰有好感，因此就不講什麼了。治喪處工作結束以後，有一天魯彥來通知要我到他家裡吃晚飯，說還約了雪峰。他告訴我魯迅先生答徐懋庸文最初是由雪峰起草的。我並不懷疑這個說法。先生的文章發表在孟十還主編的《作家》月刊上，在排印的時候，我聽見孟十還談起，就趕到科學印刷所去，讀了正在排版中的文章，是許廣平同志的手抄稿，上面還有魯迅先生親筆修改的手跡，關於我的那句話就是先生增補上去的。
我在魯彥家吃飯的時候見到了雪峰。我們談得融洽。奇怪的是他並未擺出理論家的架子，我也只把他看做一個普通朋友，並未肅然起敬。他也曾提起答徐文，說是他自動地起草的，為了照顧先生的身體，可是先生改得不少。關於那篇文章他也只談了幾句。其他的，我想不起來、記不下來了。我們海闊天空，無所不談，每次見面，都是這樣，總的說來離不了四個字：“互相信任”。我還記得一九四四年到四五年我住在重慶民國路文化生活出版社，雪峰住在斜對面的作家書屋，他常常到我這裡來。有一夜章靳以和馬宗融要搭船回北碚復旦大學，天明前上船，準備在我這裡烤火、喝茶、擺龍門陣，談一個晚上。我們已經有過這樣的經驗了，雪峰走過出版社，進來看我，聽說我們又要坐談通宵，他就留下來，同我們閒談到天將發白、靳以和宗融動身上船的時候。現在要是“勒令”我“交代”這一晚我們究竟談些什麼，我一句也講不出，可是當時我們的確談得十分起勁。
見第一面我就認為雪峰是個耿直、真誠、善良的人，我始終尊敬他，但有時我也會因為他缺乏冷靜、容易衝動感到惋惜。我們兩個對人生、對藝術的見解並不一定相同，可是他認為我是在認真地搞創作；我呢，我認為他是個平易近人的好黨員。一九三七年我是這樣看法，一九四四年我是這樣看法，一九四九年我也是這樣看法，一九五幾年我也是這樣看法。有一次在一個小會上，我看見他動了感情，有人反映今天的青年看不懂魯迅先生的文章，可能認為已經過時，雪峰因此十分激動，我有點替他擔心。解放後他有一次從北京回來，說某同志託他找我去擔任一家即將成立的出版社的社長，我說我不會辦事，請他代我辭謝。他看我意思堅決，就告訴我倘使我不肯去，他就得出來挑那副擔子。我勸他也不要答應，我說事情難辦，我想的是他太書生氣，耿直而易動感情。但他只是笑笑，就回京開始了工作。他是黨員，他不能放棄自己的職責。他一直辛勤地幹著，事業不斷地在發展，儘管他有時也受到批評，有時也很激動，但他始終認真負責地幹下去。他還是和平時一樣，沒有黨員的架子，可是我注意到他十分珍惜“共產黨員”這個稱號。誰也沒有想到一九五七年他會給奪去這個稱號，而且一直到死他沒有能看到他回到黨裡的心願成為現實。
錯誤終於改正，沉冤終於昭雪，可是二十二年已經過去，雪峰早已一無所知了。但我們還活著。我真願意忘記過去。可是我偏偏忘不了一九五七年的事情。反右運動已經開始，全國人大會剛剛結束，我回上海之前一個下午跟雪峰通了電話，到他家裡去看他。當時的氣氛對他是不利的，可是我一點也感覺不出來，我毫無拘束地同他交談，還對反右運動提出一些疑問，他心平氣和地向我解釋了一番。他殷勤地留我一起出去吃飯。我們是在新僑飯店樓下的大同酒家吃的飯。雪峰雖然做主人，卻拿著選單毫無辦法，這說明他平日很少進館子。他那艱苦樸素的生活作風在重慶時就傳開了。吃過飯他還依依不捨地拉著我同他夫婦在附近閒走了一會。現在回想起來，他當時可能已經成為批判的物件，自己已預感到大禍即將臨頭了。
紀念雪峰（2）
我回到上海，過一兩個月再去北京出席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擴大會議的最後一次大會。我還記得大會是在首都劇場舉行的。那天我進了會場，池子裡已經坐了不少的人，雪峰埋下頭坐在前排的邊上。我想不通他怎麼會是右派。但是我也上了臺，和靳以做了聯合發言。這天的大會是批判丁玲、馮雪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