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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敞開胸懷的辯論，總可以澄清一些問題。只要不是搞陰謀詭計、別有用心的人，我們就用不著害怕，索性擺出自己的觀點，看誰能說服別人。
離開了祖國，我有一個明顯的感覺：我是中國人。這感覺並不是這一次才有的。五十二年前我就有過。我們常常把祖國比做母親。祖國的確是母親，但是過去這位老母親貧病交加、朝不保夕，哪裡管得了自己兒女的死活！可是今天不同了。出了國境無論在什麼地方，我總覺得有一雙慈愛的眼睛關心地注視著我。好像丹東講過類似這樣的話：人不能帶著祖國到處跑。我不是這麼看法。這次出國訪問使我懂得更多的事情。不管你跑到天涯地角，你始終擺脫不了祖國，祖國永遠在你的身邊。這樣一想，對於從四面八方來到巴黎的中國人，我的看法就不同了。在他們面前我熱情地伸出手來，我感覺到祖國近在我的身旁。祖國關心漂流在世界各地的遊子。他們也離不開祖國母親。即使你入了外國籍，即使你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即使你在某國某地有產業，有事業，有工作，有辦法，吃得開，甚至為子孫後代做了妥善的安排，倘使沒有祖國母親的支援，一旦起了風暴，意想不到的災禍從天而降，一切都會給龍捲風捲走，留給你的只是家破人亡。這不是危言聳聽，一百年來發生過多少這樣的慘劇和暴行。幾十萬、上百萬的華僑和華裔越南“難民”今天的遭遇不就是最有力的說明嗎？過去華僑被稱為海外孤兒。我一九二七年一月在上海搭船去馬賽，在西貢、在新加坡上岸閒步，遇見中國人，他們像看到至親好友那樣地親熱。這種自然發生的感情是長期遭受歧視的結果。一九三一年我寫過短篇小說《狗》，小說中的我會“在地上爬，汪汪地叫”，會“覺得自己是一條狗”，難道作者發了神經病？我寫過一篇散文《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在上海》，文章裡有人說：“為什麼我的鼻子不高起來，我的眼睛不落下去？”難道我缺乏常識，無病呻吟？不！在那些日子裡一般的中國人過的是什麼樣的生活？我們是不會忘記的。今天重讀我一九三五年在日本寫的短篇《人》，我又記起那年四月裡的一場噩夢，那天凌晨，好幾個東京的便衣警察把我從中華青年會宿舍帶進神田區警察署拘留到當天傍晚。我當時一直在想：要是他們一輩子不放我出來，恐怕也沒有人追問我的下落，我不過是一個普通的中國人，一個“孤兒”。
今年四月三十日傍晚我們中國作家代表團在巴黎新安江飯店和當地僑胞會見，我們感謝華僑俱樂部的盛情招待。出席聚餐會的人有好幾十位，但據說也只是要求參加的人中間的一部分。席上我看見不少年輕人的臉，我也見到那位從日內瓦趕來的女編輯，她是我一個朋友的外甥女，她想了解一些祖國的情況，但是我們的法國主人已經無法為我們安排會談的時間了。還有不少的年輕人懷著求知心到這裡來，他們需要知道這樣或者那樣的關於祖國的事情，總之大家都把希望寄託在這個聚餐會上，反正我們一行五個人，每個人都可以解答一些問題。這個聚會繼續了三個多小時，我或者聽，或者講，我感到心情舒暢，毫無拘束。年輕人說：“看見你們，好像看見我們朝思暮想的祖國。”他們說得對，我們的衣服上還有北京的塵土，我們的聲音裡顫動著祖國人民的感情。我對他們說：“看見你們我彷彿看見一顆一顆向著祖國的心。”遊子的心是永遠向著母親的。我要把它們全帶回去。
聚餐以後大家暢談起來。可是時間有限，問題很多，有些問題顯得古怪可笑，但問話人卻是一本正經，眼光是那麼誠懇。我好像看透了那些年輕的心。有些人一生沒有見過母親；有些人多年遠遊，不知道家中情況，為老母親的健康擔心；有些人在外面聽到不少的流言，無法解除心中的疑惑。他們想知道真相，也需要知道真相。我不清楚我們是否滿足了他們的要求，解答了他們的疑問。不過我讓他們看見了從祖國來的一顆熱烈的心。我緊緊地握了他們的手，我懇切地表示了我的希望：大家在各自的崗位上努力吧。祝我們親愛的母親——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萬壽無疆。我們為親愛的祖國舉杯祝酒的時候，整個席上響起一片歡騰的笑語，我們互相瞭解了。
當然不是一次的交談就可以解決問題。我這裡所謂“互相瞭解”也只是一個開始。過了一個多星期，我們訪問了尼斯、馬賽、里昂以後回到巴黎，一個下午我們在貝熱隆先生主持的鳳凰書店裡待了一個小時。氣氛和在新安江飯店裡差不多，好些年輕的中國人拿著書來找我們簽字。我望著他們，他們孩子似的臉上露出微笑。他們的眼光是那麼友好，那麼單純，他們好像是來向我們要求祝福。我起初一愣，接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