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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了《家》的法譯本，說對書中一些事情她也能理解，她年輕時候本來打算學醫，因為父親反對，才改學經濟。另一次她的女兒也在車上，她們母女坦率地講了些法國青年學生思想和生活的情況。“友協”的主席貝熱隆先生陪同我們飛尼斯，去馬賽，遊里昂，我和他第一次見面就彷彿相識了多年。他知道我在翻譯赫爾岑的回憶錄，就把他收藏了多年的法譯本《赫爾岑文選》送給我。我們從尼斯到馬賽，因為通知當地“友協”的到站時間有錯，迎接的人來遲了，急得貝熱隆先生跑來跑去，不住地搖頭，接連打電話找人。看見他急得那個樣子，我反倒幾次同情地安慰他，這當然沒有用。但是後來車站上一下子出現了不少的人，他暢快地笑了。根據我的印象，這是一位脾氣很好的人。為了安排我們訪問的日程，他也花了不少的心血。在尼斯我們感受到家庭的溫暖，在馬賽海濱我找到五十一年前的腳跡，在里昂我們過著友誼的節日。他和我們一起衷心愉快地歡笑。在維爾高爾先生“島上磨坊”的家裡我們談得十分融洽。在沙多—吉里我重溫了五十一二年前美好的舊夢。這也和貝熱隆先生與馬紀樵夫人的安排分不開的。從早到晚，他們沒有得到片刻的休息，其他的“友協”幹部也是如此。我們和他們雖然都是初次見面，但我尊敬一切為人民友誼鞠躬盡瘁的人，他們在荊棘叢中找尋道路，在泥濘裡奮勇前進，對他們這種艱苦的工作，子孫後代是不會忘記的。
親愛的朋友們，你們的工作絕不是徒勞的。你們不聲不響地為我們所做過的一切，我們都牢牢地記在心上。道路可能很長，困難仍然不少，但是光明永遠在前面照耀。我們回國已七十多天，代表團成員分居三個省市，今天我還接到詩人的來信，他說：“想起在法國的那十八天，意味還是很長，許多美好的回憶是不會忘記的。”詩人可能把他火熱的感情寫成動人的詩篇。我呢，這幾篇隨筆只是向法國朋友的普通問候。倘使問起我這次訪問的最大收穫，我的回答便是：讓我也把這餘生獻給人民友誼的事業！
七月二十四日
中島健藏先生（1）
訪法歸來，我在上海寫信給東京的日本友人中島健藏先生說：“在巴黎同朋友們談起當代的法國文學，我常常想到您，因為您是法國文學的研究者。”好久以前我讀過中島先生一篇介紹羅傑·馬丁·狄·加爾的長篇小說《蒂波一家》的文章，保留著深的印象。但這次我在巴黎經常惦記中島先生，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他患著肺癌，據說到了後期了。
我知道中島患癌症比較遲。去年八月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訂以後，我國廣播電臺的記者到我家裡來採訪，我談起過去在艱苦的歲月裡不怕困難、不畏強暴、長期為兩國人民友誼奮鬥的中島先生，表示了深的懷念，我說看到他多年的艱苦工作開花結果，他應當放心地休息了，我祝願他健康長壽。當時我並不知道他生病，我想他不久會在上海機場出現，我等待這一天的到來。
這樣的等待我有過一次，那是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在武漢機場同他們夫婦分別以後，我在度日如年的“牛棚”生活中常常回憶起同中島先生一起喝酒談心的日子，我相信我們還有重逢的機會，我等待著。等了十一年，我終於在上海的虹橋機場上接到了他，我們含著熱淚緊緊握著彼此的手，“你好！”再也說不出什麼了。我陪同他們活動了幾天，還舉行過座談會，也講了一些我個人的事情，可是那些堆積在我心裡的話卻始終沒有講出來。十幾年來它們像火一樣地燒著我的心，我哪一天忘記過它們？非常鮮明地印在我心上的就是這一件事：一九六六年六月中島先生到北京出席亞非作家緊急會議，京子夫人同行，那天到機場歡迎的人不少，我也在其中。他們夫婦見到我，非常高興。到了旅館，閒談起來，京子夫人還說看見我，他們很放心了。就在當時我也明白這所謂“放心”是什麼意思，以後經過幾次的交談，我更瞭解他們夫婦對我的關心。那個時候《人民日報》已經發表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在日本流傳著各種謠言，說是郭老的著作全部燒燬，他們以為我一定凶多吉少，想不到我還出來活動，他們的高興是十分真誠的。我的感謝也是十分真誠的。那個時候我彷彿就坐在達摩克里斯的寶劍 ① 下面，準備著隨時落進災禍的深淵，我多麼珍惜這一份友情。我同他們一起從北京到武漢，後來我們在武昌機場分別，我對著民航小飛機不住地揮手，想到這也許是我和他們的最後一面，淚水使我的眼睛模糊了。只有在無窮無盡的靠邊受審查的歲月中，在“五·七幹校”邊種菜邊背誦但丁的《神曲》第一部的漫長的日子裡，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