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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玻璃窗的小屋子。在《激流》中玻璃小屋是不存在的。在我們老家本來沒有這樣的小屋。我還記得為了大哥結婚，我父親把我們叫做“簽押房”的左邊廂房改裝成三個房間，其中連線的兩間門開在通入裡院的過道上，給大哥住；還有一間離拐門很近，房門開向內天井，給三哥和我兩個住。到了我離家的前兩三年，大哥有了兒女，房子不夠住，我們家又把中門內臺階上左右兩塊空地改裝成兩間有上下方格子玻璃窗的小屋，讓我和三哥搬到左邊的那間去，右邊的一間就讓它空著。小屋雖小，冬天還是相當冷，因為向內天井的一面是玻璃窗，對面就是中門的邊門，窗有窗縫，門有門縫，還有一面緊靠花園。中門是面對堂屋的一道門，除中間一道正門外，還有左右兩道邊門。關於中門，小說《家》描寫高老太爺做壽的場面中有這樣的話：“中門內正對著堂屋的那塊地方，以門檻為界，佈置了一個精緻的戲臺門檻外大廳上用藍布帷圍出了一塊地方，作演員們的化裝間。”以後的玻璃小屋就在這“戲臺”的左右兩邊。
我彷彿做了一場大夢。我居然回到了我十幾歲時住過的小屋，我還記得深夜我在這裡聽見大廳上大哥摸索進轎子打碎玻璃，我絕望地拿起筆寫一些憤怒的字句，捏緊拳頭在桌上擦來擦去，我發誓要向封建制度報仇。好像大哥還在這裡向我哭訴什麼；好像祖父咳嗽著從右上房穿過堂屋走出來；好像我一位嬸孃牽著孩子的手不停地咒罵著走進了上房；好像從什麼地方又傳來太太的打罵和丫頭的哭叫。好像我花了十年時間寫成的三本小說在我的眼前活了起來。
李宗林同志讓同來的人給我拍攝了一些照片：我站在玻璃小屋的窗前；我從堂屋出來；我在祖父房間的窗下等等，等等。我同他們談話，我穿過那些空蕩蕩的房間，我走過一個一個的天井，我彷彿還聽見舊時代的聲音，還看見舊時代的影子。天色暗淡起來，我沒有在門房裡停留，也不曾找到我少年時期常去的馬房，我匆匆地離開了這個把夢和真、過去和現實混淆在一起的老家，我想，以後我還會再來。說實話，對這個地方我不能沒有留戀，對我來說，它是多麼大的一座記憶的墳墓！我要好好地挖開它！
然而太遲了。一九六○年我第四次回成都，再去正通順街，連“藜閣”也找不到了。這一次我住的時間長一些，早晨經常散步到那條街，在一個部隊文工團的宿舍門前徘徊，據說這就是在我老家的廢墟上建造起來的。找不到舊日的腳跡我並不傷感。枯樹必須連根挖掉。可是我對封建制度的控訴，我對封建主義流毒的揭露，決不會跟著舊時代的被埋葬以及老家的被拆毀而消亡。
二月六日
買賣婚姻
前不久我接到一個在西北工作的侄女的信，信裡有這樣一段話：“從明年起我打算慢慢積蓄一些錢。替大兒子過幾年辦婚事準備點錢。這地方相當嚴重。孩子結婚，男家要準備新房裡用的如大立櫃、五斗櫥、高低櫃、寫字檯、方桌、沙發、床、床頭櫃等等一切東西；要給女家彩禮錢。此外男家還要給新娘買手錶、腳踏車和春夏秋冬穿的裡裡外外的衣服。結婚時還要在館子裡待客，花銷相當大。而女家只給女兒陪嫁一對箱子、兩床被子、少量衣物和日用品等。現在年輕人要求更高了，新房裡還增加了錄音機什麼的。人們都說把女兒當東西賣，太不像話了，但有什麼辦法呢？”
她講的無非是我們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在全國各省市都有人這樣做，當然也有人不這樣做。但這樣做的人為數並不少。而且似乎越來越多。我說“似乎”，因為我沒有做過調查研究。根據我個人不很明確的印象，“文革”初期我還以為整個社會在邁大步向前進，到了“文革”後期我才突然發覺我四周到處都有“高老太爺”，儘管他們穿著各式各樣的新舊服裝，有的甚至戴上“革命左派”的帽子。這是一個大的發現。從那個時候起我的眼睛彷彿亮了許多。一連幾年我被稱為“牛鬼”，而一向躲在陰暗角落裡的真正的“牛鬼”卻穿起漂亮的衣服在大街上游逛。我指的是封建殘餘或者封建流毒。當時我已從“五·七”幹校回來，對我的批鬥算是告了一個段落，我每天到單位學習，人們認為反封建早已過時，我也以為我們已經摔脫了舊時代的夢魘。沒有想到殘餘還在發展，流毒還在擴大。為了反對買賣婚姻，為了反對重男輕女，為了抗議“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用筆整整戰鬥了六十年，而我的侄女今天面對著買賣婚姻還是毫無辦法。二十幾年前她結婚的時候，沒有向人要過什麼東西，也沒有人干涉過她的婚姻。可是她的兒子卻不得不靠錢財來組織新的家庭。難道這完全是舊傳統的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