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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京子夫人早已在門口等候，文化交流協會的白土吾夫先生也來了，他們給我帶路，女兒小林或者擔任譯員的小陳攙扶我。
多少年我沒有這種“清晨入古寺” ① 的感覺了。但是我怎麼能相信我是去掃墓呢！？這位分別七年的老友，他的笑聲還在我的耳邊。我多麼想看見他，我有多少話要對他說啊！我著急，我為我的移動艱難的左腿感到苦惱。雖然吃力，雖然慢，我終於到了中島先生安息的地方。整潔、樸素的墓碑上刻著他們伉儷的名字。碑前一對插花的石瓶，下面還有一個香爐。白土先生指著碑上填紅色的京子夫人的大名說：“這是我們的習慣。”我點點頭答道：“我們過去也是這樣。”旁邊還有中島先生亡故父母的合葬墓。墓碑同樣整潔、大方，我的父母就是這樣合葬的，我母親安葬的時候，父親就讓他的名字刻在墓碑上。三年後父親的棺木入土，碑上的紅字才塗成黑色。這已經是六十幾年前的事了，但那樣的墓碑還鮮明地印在我的心上。
我把花插在石瓶裡，我看看四周，空氣清新，很安靜，又很肅穆。我望著墓碑，我在心裡喚著他的名字，二十幾年中的往事一一出現在眼前。我想著，想著。他明明舉著酒杯對我微笑。我恭敬地向他鞠了三個躬。我睜大眼睛，莊嚴的墓碑默默地對著我，沒有人講話。我的耳邊響起一個熟悉的聲音：“為我們的友誼乾一杯吧。”我的眼睛溼了。我責備自己：我來遲了，又不曾把酒帶來。我在墓前沉思片刻，好像在同墓中人對談。然後我再虔誠地鞠一個躬為什麼還要帶酒呢？我已經把心掏出來掛在墓前了。我含著淚水對京子夫人說：“多好的人啊，他沒有私心，為著人民的友誼拿出自己的一切。”離開豪德寺以後，我一直在想吳季札的故事①，我永遠忘不了別人轉告我的一句話：“日本的中島健藏一刻也沒有忘記他們。”中島先生好像就坐在我的身邊。
訪日歸來（2）
三
在京王飯店的高樓上，每天都有老友來看我。我們交談的時間並不長，講的都是普通的問候話，可是這些話來自我們的內心，包含著真誠的祝願和無限的關心。這樣的交談是一種友情的積累。多一次會晤就多一番瞭解。我同這些朋友大都有二三十年的交往，雖然中間經過一場“文革”的大災難，友情也並未中斷，它彷彿一本大書照常一頁一頁地翻過去。幾十分鐘的會見，半小時的暢談，常常把長時間的想念牢牢地連在一起。根據個人的經驗我懂得了“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意義。
朋友S從橫濱來看我。他也拄著手杖，步履蹣跚，還有一個人在照料他。三年前我在上海見到他，他的身體似乎比現在好些。一九八○年我和冰心大姐訪問日本，他還作為主人接待過我們，那時我就發現他比在“文革”前衰老多了。後來聽人講起他在“文革”期間受了“極左”思潮的影響，替我國“左派”做過宣傳，在國內得不到人們的諒解，因此很感痛苦。這樣的事我聽說在一些歐洲朋友中間也發生過，因此我只當做“小道訊息”聽了進去，並不曾向那位朋友問個明白。說句實話，我早已習慣了這種事情，不以為奇了。
我們親切地握了手，一次又一次。朋友S在客位上坐下來，我們短短地講了彼此的情況。我忽然發覺他的面貌似乎年輕了些，原來他的髮型變了：他剪了平頭。我什麼也沒有問，只是聽他講他的一些事情。“我剪掉頭髮，為了懲罰自己，為了表示不原諒自己”他的話使我大吃一驚，我沒有想到他講得這樣認真，可以說我毫無思想準備。但是，我不能沉默，我得表態。我就老老實實地說出自己的想法：“這不能怪您，您相信別人，受了騙，應當由別人負責。您何必為過去那些事情介意。”
朋友S似乎並不同意我的說法，不過他也不曾表示異議。我們換過話題談了些令人比較愉快的事情，還談到可能的下一次的會晤。分別的時候，我把他送到電梯口，帶笑地說：“再見！”但在他的笑容中我還看到嚴肅的表情。
於是我又坐在大玻璃窗前，靜靜地望著下面五顏六色的燈綵。我看到的卻並不是車水馬龍的夜景，只是一個匆匆趕回橫濱去的孤寂的老人。他一直埋著頭，好像什麼沉重的東西壓在他的背上。他走著，不停步，也不聲不響，但是十分吃力。“停停吧，”我在心裡要求道，“停停吧。”他站住了，忽然抬起頭轉過來。怎麼？明明是我自己！
我彷彿捱了當頭一棒。我想起來了：我也曾剪過平頭。那是在一九六八年我被迫在“牛棚”內受盡折磨的日子裡。我們十幾個上海作家協會的“牛鬼”有一天給集中起來聽監督組的負責人訓話，這樣的訓話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