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夏提示您：看後求收藏（奇妙書庫www.qmshu.tw），接著再看更方便。
民，大家同樣地心情舒暢，什麼事都好辦了。誰也用不著再為香臭的問題操心了。
九月十日病中
再說創作自由（1）
三個多月沒有寫“隨想”，原因仍然是寫字困難，雜事不少，既無精力，又無時間。幾位老朋友看見我這麼久不發表文章，以為我要擱筆，擔心我心上那點餘燼已經冷卻。有一位在晚報社工作的朋友來信問我是不是“找不到題目”。他的用意我很理解，倘使要我說真話，那麼根據我目前的健康情況，我似乎應當“擱筆”了。我從來不“找題目”做文章，只是有話才說，但我也有避開擺在面前的題目不聲不響的時候。因為有病，經常心煩意亂、思想不易集中，抓住題目講不清楚，不如不寫，沉默對養病的確有好處。不過為了報答朋友們的關心，表示火種猶在，我又帶病執筆，無論如何我總要完成一百五十篇“隨想”的計劃。
前些時候大家興奮地談論“創作自由”，確實熱鬧了一陣子。大半年過去了，現在人們又在議論怎樣加強作家的社會責任感。可能還要談一年半載吧。能夠談出一個名堂來，倒也是好事。免得像小道訊息傳播的那樣，一提到“創作自由”，有人就想起這一段時期發生的大大小小的壞事，擔心又出現了什麼“自由化”的問題。有位朋友開玩笑說，“創作自由”好像一把懸掛在達摩克利斯頭上的寶劍，你想著它拿起筆就有千萬斤重。我勸他不必提心吊膽，我說：“不會有人打小板子了。”我從小看慣了大老爺升堂打大、小板子，因此在我的腦子裡小板子比外國的寶劍更具體，更可怕。
我這一生和“創作”的關係不能說不密切。根據幾十年的經驗，我寫任何作品，譬如我在巴黎拉丁區外國窮學生住的公寓小房間裡寫頭一本小說《滅亡》，或者在貴陽和北碚的小客棧中寫《憩園》，或者在重慶和上海兩地斷斷續續地寫《寒夜》，並沒有人來看我如何下筆，或者指導我怎樣寫作，我自己也從未想到我有沒有這樣或那樣寫下去的權利或自由。我只顧照自己的想法寫下去，寫了又改，改了又寫。我就這樣寫出了一部又一部的作品，其中有好有壞，我把它們全交給讀者去評判。讀者願意花錢買我的書，我才能夠靠稿費生活下去。我透過長期的創作實踐，懂得一些寫作的甘苦，可是我並沒有花費時間考慮過“創作自由”。“創作自由”就在我的腦子裡，我用不著乞求別人的恩賜，也不怕有人將它奪走（後來我在自己的腦子裡設定了不少框框條條，到處堆放石子，弄得舉步艱難，那又當別論了）。我下筆之前從來不曾想好完整的、不會變更的小說情節，我是邊寫邊想的，因此我沒有對任何人講過我的寫作計劃（腹稿），也沒有人告訴過我應當寫什麼或者不寫什麼。我始終相信那一句老話：生活是創作的惟一的源泉，我寫我熟悉的生活。我執筆的時候從來不問自己：為什麼寫作？我活著總是希望對我生活在其中的社會有所作為，有所貢獻，換句話說就是要盡我作為一個公民的責任，我不能“白吃乾飯”，而且別人也不讓我“白吃乾飯”。這就是所謂的社會責任感吧，不過這責任是我自己感覺到的，並不是別人強迫地放在我肩頭的。作家要是不能完成自己的職責，他的作品對社會起不了好的作用，讀者就會拋棄他。那才是可悲的事情。
總之，自由也罷，責任感也罷，問題還得在創作實踐中解決。我一生不曾遇到“創作自由”的問題（除去“文革”的十年，那個時期我連做人的“自由”也給剝奪了），但是在舊社會中因為沒有“發表自由”和“出版自由”，雖然也曾絞盡腦汁想方設法保護自己，我卻吃了不少苦頭。一九三三年我的小說《萌芽》被國民黨政府查禁，第二年當時在上海的圖書雜誌審查會又不讓我的中篇《電》在《文學》雜誌上發表。但是這些不成熟的作品並不曾因此消亡，它們還留在人間。當然它們終於會消失，因為讀者需要新的作品。
有人說作家是“靈魂的工程師”，未免把我們抬得太高了。一個作家、一部作品能夠起多大的作用？一部作品給送到讀者的手中，總要經過社會教育、學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三道關口。而且任何書刊都不會自己走到讀者面前，它們必須經過出版機構和發行機構的挑選，發行機構不訂購，作品就見不了天日，哪裡談得到產生影響？！作家並不是高高在上，像捏麵人似的把讀者的靈魂隨意捏來捏去。他也不是俄羅斯作家筆下的末等文官，在上司面前唯唯諾諾，低頭哈腰。我當了幾十年的作家，我看不如說作家是一種職業，他的筆是工具，他的作品是產品。作家用作品為讀者服務，他至少不應該販賣假貨、販賣劣貨。要是讀者不需要他的作品，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