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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認識托爾斯泰（2）
索菲雅問他：“生活怎麼會是你的負擔？人人都愛你！”
他答道：“是，它是負擔。為什麼不是呢？只是因為這兒的飲食好嗎？”
“為什麼不是呢？我不過說大家都愛你。”
“我以為每個人都在想：那個該死的老傢伙說的是一回事，做的是另一回事；現在你應該死掉，免得做一個完全的偽君子！這很對。我經常收到這樣的信，連我的朋友也寫這類的話。他們說得不錯。我每天出去，路上總看見五個衣服破爛的叫化子，我呢，騎著馬，後面跟著一個馬車伕。”
在一九一○年頭幾個月的日記裡，經常記著托爾斯泰因為這個問題所感受到的敏銳的精神上痛苦和羞愧。四月十二日他寫道：“我沒有用餐。我痛苦地意識到我過的是罪惡的生活，我四周的勞動人民和他們的家人都是飢寒交迫、朝不保夕。我很難過，十分不好意思。” ①
夠了。這些話就可以說明偉大作家最後幾十年的內心鬥爭和家庭悲劇的實質了。托爾斯泰所追求的就是言行的一致。在他，要達到這個目標是多麼困難，為了它他甚至獻出了自己的生命。他最後在病榻上不願意見他的妻子，一是決心不返回家中；二是想平靜地離開人世。一個八十二歲的老人，跟什麼“小白臉男妾”、什麼“大男人主義”怎麼能拉扯在一起？！傳播這種流言蜚語的人難道自己不感到噁心？
我不是托爾斯泰的信徒，也不贊成他的無抵抗主義，更沒有按照基督教福音書的教義生活下去的打算。他是十九世紀世界文學的高峰。他是十九世紀全世界的良心。他和我有天淵之隔，然而我也在追求他後半生全力追求的目標：說真話，做到言行一致。我知道即使在今天這也還是一條荊棘叢生的羊腸小道。但路總是人走出來的，有人走了，就有了路。托爾斯泰雖然走得很苦，而且付出那樣高昂的代價，他卻實現了自己多年的心願。我覺得好像他在路旁樹枝上掛起了一盞燈，給我照路，鼓勵我向前走，一直走下去。
我想，人不能靠說大話、說空話、說假話、說套話過一輩子。還是把托爾斯泰當做一面鏡子來照照自己吧。
三月三十日
再說端端（1）
一
我還想談談外孫女小端端的事情。
前一篇關於她的文章是三年前發表的，現在端端不再是“我們家庭最小的成員”了（我兒子結了婚，家裡添了一個一歲的小孫女）。但她仍然是全家最忙的人。她在小學讀到了五年級，每天還是帶了不少的課外作業回家，到家後休息不過半小時，就埋頭用功，常常坐到晚上八九點鐘，中間只除去吃一頓晚飯的時間。她在家做功課，常常借用我的寫字檯。我算了一算她一天伏案的時間比我多。我是作家嘛，卻沒有想到連一個小學生也比我寫得更勤奮。“有這樣的必要嗎？”我不止一次地問自己。我總覺得：兒童嘛，應當讓她有時間活動活動，多跑跑，多笑笑，多動動腦筋。整天坐著看書寫字，就不像小孩了。我自己也有過童年，我並不曾忘記我是怎樣過來的。雖然生活在封建或半封建的社會里，我也還是一個跳跳蹦蹦的孩子，常常用自己的腦筋想主意，我有時背書背不出來挨板子，但也有痛痛快快和同伴們遊戲的時候。我始終不曾感覺到讀書像一種沉重的負擔，是一件苦事。所以有一天我聽見端端一個人自言自語發牢騷：“活下去真沒勁！”不覺大吃一驚，我對孩子的父母談起這件事，我看得比較嚴重，讓一個十歲多的孩子感覺到活下去沒有意思，沒有趣味，這種小學教育值得好好考慮。孩子的父母並不完全同意我的看法，特別是做母親的總以為孩子不肯多動腦筋，做作業做得太慢，自己又沒有工夫輔導孩子，有時看見到了九點孩子還在用功，就動了氣，放連珠炮似的大罵一頓，逼著孩子上床睡覺。孩子只得第二天提早起床做功課。孩子的父親偶爾和我同聲說一句：“孩子睡眠不足。”但是他也不得不警告孩子：將來唸中學，考重點學校，功課更多，老師抓得更緊，現在不練就一些本領，以後怎樣過日子？
端端並不理解這個警告的嚴重性。她也不知道如何練就應付那些功課的本領。她母親責備她“竅開得慢”，似乎也有道理。我的兩篇文章寫成相隔三年，這就說明三年中她的情況並未改善，可見進步很小。她的學習成績始終不穩定，而且常常不大好。但孩子既愛面子，又怕捱罵，每逢考試成績在九十分以上，她回到家，就馬上告訴大人（姑婆、太孃或者她的父母），要是成績在八十分以下，她便支支吾吾，設法拖延一兩天，終於給媽媽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