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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開明看做忠實的朋友。
上面提到的那位開明負責人便是後來的總經理範洗人，我那些熟人中他“走”得最早，我也只有在他一個人的靈前行禮告別，那是在一九五一年，開明還不曾結束。記得在抗戰後期我在上海、在桂林、在重慶常見到他，同他一起喝過酒，躲過警報，吃過狗肉，可惜我的酒量比他差得遠。那些年我寫文章、辦書店、談戀愛，各處奔跑。最後離開廣州和桂林，兩次我幾乎都是“全軍覆沒”，一九三八年“逃難”到桂林，連過冬的衣服也沒有。在狼狽不堪的日子裡我常常得到開明的支援。可以說，沒有開明，就不會有我這六十幾年的文學生活。當然我也會活下去，會繼續寫作，但是我不會編印文化生活社出的那許多書，書印出來就讓敵軍的炸彈和炮火毀掉。一批書剛剛成了灰燼，第二批又在讀者眼前出現；一個據點給摧毀了，新的據點又給建立起來。沒有開明，我不可能赤手空拳在抗戰八年中間做那些事情。在那些年我常說：什麼地方只要有開明分店，我就有依靠，只要找著朋友，我的工作就會得到支援，用不著為吃飯穿衣擔憂，只愁自己寫不出讀者需要的好作品。那些年我經常同開明往來，我寫作，我編印書刊，我想的就是這件事情。
我與開明（3）
我在開明出版的最後一本書是高爾基的短篇小說《草原集》。一九五○年老友徐調孚向我組稿，並且要我像從前那樣給開明介紹稿子，他們打算出一些翻譯小說（不用解釋，大家也知道，出譯文比較保險）。調孚兄是《小說月報》的助理編輯，協助鄭振鐸、葉聖陶做具體的工作，一九三二年初商務印書館編譯所被日軍炮火摧毀，他便去開明做編輯，我的大部分小說的原稿他都看過，也向別處推薦過我的稿子。這次他找我幫忙，我知道汝龍打算翻譯高爾基的小說，就同汝龍商量為開明編了六本高爾基短篇集，其中一本是我的譯稿。一九五○年八九月我看完這本書的校樣，給開明編輯部送回去。當時開明總店已經遷往北京，在福州路的留守處我只見到熟悉的周予同教授，好像他在主持那裡的工作。他是著名的學者、受尊敬的民主人士和“社會名流”。後來我和他還常在會場上見面。他是一個矮胖子，我看見他那大而圓的臉上和藹的笑容，總感到十分親切。這位對中國封建文化下苦功鑽研過的經學家，又是“五四”時期衝進趙家樓的新文化戰士。不知道因為什麼，“文革”開始他就給“拋”了出來，作為頭一批“反動學術權威”點名批判。最初一段時期他常常被各路紅衛兵從家裡拖出來，跪在門口一天批鬥五六次。在批林批孔的時期，這位患病的老學者又被押解到曲阜孔廟去忍受種種侮辱。後來他瞎了眼睛，失去了老伴，在病榻上睡了五六年，仍然得不到照顧。他比其他遭受冤屈的開明朋友吃苦更多，不同的是他看到了“四人幫”的滅亡，他的冤案也得到昭雪。但是對他那樣一個知識分子來說，把一切都推給“四人幫”是解決不了問題的。他要是能活到現在，而且精力充沛像六十七年前攻打趙家樓的大學生那樣，那有多好！今天也還需要像他那樣的人向封建文化的殘餘，向封建主義的流毒進攻。不把那些封建渣滓掃除乾淨，我們是建設不好四化的。
關於開明的朋友我還有許多話要講，可是我懷疑空話講多了有什麼用。想說而未說的話，我總有一天會把它們寫出來，否則我不能得到安寧。一九五三年開明併入中國青年出版社，朋友顧均正寫信告訴我開明已經找到“光榮歸宿”，書店願意送給我一部分舊作的紙型，由我挑選，另找出路。我寫了回信寄去。不久果然給我運來了一箱紙型，我把它們轉贈給平明出版社，我的一些舊作才有機會重見讀者。
開明結束，我和過去那些朋友很少見面，但是我每次上京，總要去探望顧均正夫婦。前兩年我在醫院中還寫過懷念文章重溫我和這一家人的淡如水的友情。我在知識分子中間生活了這幾十年，談到知識分子，我就想起這位不聲不響、踏踏實實在書桌跟前埋頭工作了一生的老友。這樣的正直善良的知識分子正是我們國家不可少的支柱。不知為什麼，在新社會里也還有人不信任他們。眼光遠大的人願意做識別千里馬的伯樂，卻沒有想到國家屬於全體公民，在需要的時候每個公民可以主動地為祖國獻身。開明是知識分子成堆的書店，它不過做了一點它應當做的事情，因此在它結束以後三十幾年還有人稱讚它的傳統，表揚它的作風。然而可惜的是隻有在拜金主義的浪潮衝擊我們的出版事業，不少人爭先翻印通俗小說、推銷賺錢小報的時候，才有人想起那個早已不存在的書店和它的好傳統、好作風，是不是來遲了些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