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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亡》就在《月報》連載的同一年（一九二九年）由開明書店出版，稿子是索非交去的，作為他主編的《微明叢書》的一種。這個袖珍本的叢書在開明一共出了八種，其中還有索非自己寫的《獄中記》等三部，我寫的《死去的太陽》和我譯的日本秋田雨雀的短劇《骷髏的跳舞》，蘇聯阿·托爾斯泰的多幕劇《丹東之死》，後面兩部小書都是從世界語譯出的。還有一種《薇娜》是索非把我新譯的短篇小說和李石曾的舊譯四幕劇《夜未央》編輯成冊的，它們是同一位年輕的波蘭作家廖·抗夫的作品。《薇娜》是我翻譯的第一篇小說，我只知道抗夫寫過《夜未央》，我在十六七歲時就讀過它，我的朋友們還在成都演過這本描寫一九○五年俄國革命的很感人的戲。一九二七年我在巴黎買到《夜未央》的法文字，卷首便是小說《薇娜》，一看就知道作者在寫他自己。一九二八年年初我譯完《薇娜》，從沙多—吉里寄給索非，這年八月下旬我離開沙多—吉里時就收到開明出的那本小書。接著在將近兩個月的巴黎小住中，作為消遣我翻譯了全本《夜未央》，回國後交給另一家書店刊行，譯本最初的名字是《前夜》，印過一版，一九三七年在文化生活社重排時我便改用李石曾用過的舊譯名，因為開明版的《薇娜》早已停版，那個短篇也由我編入另一本譯文集《門檻》了。
請原諒我在這裡嘮叨，離開題目跑野馬。這的確是我幾十年文學工作中治不好的老毛病，但這樣東拉西扯也可以說明我那幾年的思想情況和精神狀態：我很幼稚，思想單純，可是愛憎非常強烈，感情也很真摯。有一個時期我真相信為萬人謀幸福的新社會就會和明天的太陽一起出現；又有一個時期我每天到巴黎先賢祠廣場上盧騷（梭）銅像前訴說我的痛苦，我看不見光明。我寫作只是為了在生活道路上邁步，也可以說在追求，在探索，也就是在生活。所以我為了最初出版的書不好意思收取稿費，我或者把“版稅”送給朋友，或者就放棄稿酬。當然開明書店是照付“版稅”的。它是作家和教師辦的書店，因此對每一位作者不論他的書是否暢銷，它一樣地對待，一種書售缺了，只要還有讀者，就給安排重印。我最初寫作不多，後來發表稿子的地方多起來，出書的機會就多了，向我組稿的人也逐漸增加。我從法國回來，和索非住在一起，在閘北寶山路寶光裡一幢石庫門樓房，他同新婚的妻子住在二樓，我住在樓下客堂間。那些雜誌的編輯先生大都知道我是開明的作者，又有個朋友在開明工作，他們向我要稿就找索非接洽，我寫好稿子也請索非帶出去，我的小說就這樣給送到各種各樣的報刊，用不著我攜帶稿子去拜訪名人，我只消拿著筆不斷地寫下去。我有話要說，我要把自己心裡的東西傾倒出來。我感覺到我有傾吐不盡的感情，無法放下手中的筆，常常寫一個通宵，文章脫稿，我就沉沉睡去，稿子留在書桌上，索非離家上班會把它送出去。我不去拜會編輯，也少有人知道我的真名實姓，我並不為我的文章操心，反正讀者要看，我的作品就有發表和出版的地方，人們把稿費送到開明書店，索非下班後會給我帶來。我一個人生活簡單，過日子並不困難，我的朋友不算多，但都很慷慨，我常常準備要是文章無處發表，我就去朋友家做食客。所以我始終不把稿費放在心上，我一直將“自己要說話”擺在第一位，你付稿費也好，不付也好，總之我不為錢寫作，不用看行情下筆，不必看臉色揮毫。我還記得有一個時期在上海成立了圖書雜誌審查會，期刊上發表的文章都得接受審查，我有半年多沒有收取稿費，卻在朋友沈從文家中做客，過著閒適的生活，後來又給振鐸、靳以做助手編輯《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