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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呼口號散發傳單方面要多加註意，胡風並不反對這個意見。我記得二十二日柩車出發前，他在廊上同什麼人講話，我走過他跟前，他還對我說要注意維持秩序，不要讓人亂髮傳單。這句話被鬍子嬰聽見了，可能她當時在場，後來在總結會上她向胡風提了意見，說是不相信群眾。總結會是治喪會在八仙橋青年會里召開的，人到得不少，也輪不到我講話，胡風也沒有替自己辯護，反正先生的葬儀已經莊嚴地、平平安安地結束了。透過這一次的“共事”，他給我留下這樣一個印象，任勞任怨，顧大局。
這是一九三六年的事。我認識胡風大約在這一年或者前一年年底，有一天下午我到環龍路（即南昌路）去找黃源，他不在家，胡風也去看他，我們在門口遇見了，就交談起來。胡風約我到附近一家小店喝杯咖啡，我們坐了一陣，談話內容我記不起來了，無非講一些文藝界的情況，並沒有談文藝理論、文學評論方面的問題，因為我從未注意這些問題。說實話連胡風的文章我也讀得不多，似乎就只讀過他在《文學》雜誌上發表的作家論，此外一九三二年他用“谷非”的筆名寫過文章評論《現代》月刊上的幾篇小說，也談到我的中篇《海的夢》，我發表過答辯文章，但也只是說明我並非他所說的“第三種人”，我有自己的見解而已。我對他並無反感，他在一九二五年就給我留下了好的印象，他是我在南京東南大學附中的同學，我比他高兩班，但我們在同一個課堂裡聽過一位老師講世界史。在學校裡他是一個活動分子，在校刊上發表過文章，有點名氣，所以我記得他叫張光人。但是我們之間並無交往，他甚至不知道我的名字。一九二五年我畢業離校前，在上海發生了五卅事件，我參加了當時南京學生的救國運動。不過我不是活躍分子，我就只有在中篇小說《死去的太陽》中寫的那麼一點點經驗。胡風卻是一個積極分子，他參加了“國民外交後援會”（？）的工作，我在小說十一章裡寫的方國亮就是他。雖然寫得很簡單，但是我今天重讀下面一段話：“方國亮痛哭流涕地報告這幾天的工作情況，他竟激動到在講壇上亂跳，他嘶聲地訴說他們如何每天只睡兩三小時，辛苦地辦事，然而一般人卻漸漸消沉起來方國亮的一番話也有一點效果，散會後又有許多學生自願聚集起來，乘小火車向下關出發”彷彿還看見他在講臺上慷慨激昂地講話。他的相貌改變不大。我沒有告訴他那天我也是聽了他的講話以後坐小火車到下關和記工廠去的。不久我畢了業離開南京。後來聽人說張光人去了日本，我好像還讀過他的文章。
懷念胡風（2）
一九三五年秋天我從日本回來後，因為譯文叢書，因為黃源，因為魯迅先生（我們都把先生當做老師），我和胡風漸漸地熟起來了，我相當尊重他，可是我仍然很少讀他寫的那些評論文章，不僅是他寫的，別人發表的我也不讀，即使勉強讀了也記不牢，讀到後面就忘記前面。我一直是這樣想：我寫作靠自己的思考，靠自己的生活，我講我自己的話，不用管別人說些什麼。當時他同周揚同志正在進行筆戰，關於典型論，關於國防文學，關於其他。我不認識周揚，兩方面的文章我都沒有讀過，不單是我，其他不搞理論的朋友也是這樣。我們只讀過魯迅先生答覆徐懋庸的文章，我們聽先生的話，先生贊成什麼口號，我們也贊成，不過我寫文章從來不去管口號不口號。沒有口號，我照樣寫小說。
胡風常去魯迅先生家，黃源和黎烈文也常去。烈文是魯迅先生的朋友，談起先生關心胡風，覺得他有時太熱情，又容易激動。胡風處境有些困難，他很認真地在辦《海燕》，這是一份不定期的文藝刊物，剛出版了兩三期，記得魯迅先生的《出關》就發表在這上面，受到讀者的重視。那個時候在上海刊行的文藝刊物不算太少，除生活書店的《文學》、《光明》、《譯文》外，還有盂十還編的《作家》、靳以編的《文季月刊》、黎烈文編的半月刊《中流》。黃源編的《譯文》停刊幾個月之後又改由上海雜誌公司發行。此外還有別的。刊物的銷路有多有少，各有各的特色，一份刊物團結一些作家，各人喜歡為自己熟悉的雜誌寫稿。這些刊物不一定就是同人雜誌。我們有一個共同的地方：敬愛魯迅先生。大家主動地團結在先生的周圍，不願意辜負先生對我們的關心。
烈文和我搞過一個文藝工作者的宣言，表示我們抗日救亡的主張。由烈文帶到魯迅先生家請先生定稿、簽名，然後抄了幾份交給熟人找人簽名，來得及就在自己的和熟人的刊物上作為補白刊登出來。我們這些人都沒有參加當時的文藝家協會，先生又在病中，也不曾表示態度，所以我們請先生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