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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時候了。他活著，沒有人稱他同志；他含冤死去，沒有人替他講一句公道話。他宣傳過無政府主義，翻印過我年輕時候寫的小冊子，我翻譯的克魯泡特金的幾部著作可能對他有大的影響，因此我幾次執筆想為他雪冤總感到躊躇，我害怕引火燒身。這一則“隨想”寫了好幾個月還不成篇。病中無眠，經常看見那張瘦臉，我不能不又想到他的無私的苦行。他的一生是隻有付出、沒有收入的一生，將心比心，我感到十分慚愧。我沒有資格批評他。他不是一個講空話的人。甚至在三年災害時期條件差、吃不飽的時候，他還賣力氣勞動，終於把生命獻給他的祖國和他的人民。
“死了，就算了！”他沒有說過一句漂亮的話。關於他的死我又能說什麼呢？我翻讀洪有的舊信，始終忘不了這樣一句：“在那時候，在那樣的環境裡死一個人不如一條畜牲。”我想說：“我比非英幸運，我進了牛棚，卻不曾像畜牲那樣地死去。”我還想說：“一箇中國人什麼時候都要想到自己是一個人。”
七月三日
三說端端（1）
一九八二年一月我寫過一篇短文談我的外孫女端端。一九八五年五月我又寫了《再說端端》。我寫端端，也講了我對兒童教育的想法。第一篇文章發表後好像有兩份報刊先後轉載，我並沒有注意，可是有些熟人在晚報上看到端端寫“檢查”，說什麼“我深深體會到說謊是不好的事情”，覺得有趣，以後遇見端端就要問她讀過我的文章沒有。端端不喜歡看書，也沒有時間看書，我的《隨想錄》她一本也沒有翻過。不過她懂得寫檢查不是什麼光彩的事情，聽見人提起我那篇文章就臉紅，偶爾還對我說：“下次把我寫得好一點吧。”她並不知道我還寫了第二篇。這一篇在《大公報》發表後，我那位在晚報當編輯的朋友又來信通知我晚報還想轉載關於端端的第二篇隨想，徵求我的同意。晚報發表我的文章，我當然願意，可是考慮了半天，我還是回信說：文章在晚報刊出，讀者很多，會使端端感到很大的壓力，她不願意我談她的缺點，那麼就請晚報不要轉載吧。
文章不見報，壓力似乎小一點，但是問題並沒有解決，也不會解決。一年多的時間又過去了，端端在小學畢業了。小學之後當然就是初中。今年孩子運氣好，減少一次考試，小學畢業由區裡考試，就根據這次的成績作為升入初中的標準。孩子的父母希望孩子升入重點中學，端端本人倒無所謂，不過考得好，她當然高興。為了準備考試，端端不能說是不努力。她常常五點半鐘就起床做作業複習功課，晚上也總是忙到八九點鐘。家裡的人都說她動作太慢，可能是這樣，但是我冷眼旁觀，覺得像這樣過日子實在“沒勁”。像端端這樣年紀，一星期總得有幾個小時跳跳蹦蹦，和兩三個小朋友一起談笑，才算是有了自己的童年。現在好像只是揹著分數的沉重包袱在登山。不幸的是孩子放棄休息、放棄娛樂，辛辛苦苦，過了一年多，卻仍然不曾取得高的分數，看來升入重點中學是沒有指望了。考試成績公佈後孩子回家哭了一場，捱了媽媽一頓罵。正是吃中飯的時候，大家都有些掃興，做母親的照常放連珠炮，批評孩子不肯動腦筋，不愛看書，做功課做得慢，我們一家人似乎都同意我女兒的看法，只有我一個人有不同的意見。我想，進不了重點學校，做一個普通人也好，不論在中國或者其他大小國家，總是普通人佔多數，而且正因為有很多、很多的普通人，“重點”人才可以在上面發號施令。要想把工作做好，就得先把多數的普通人教育好，因為幹實事的是他們。孩子既然進不了重點學校，那麼規規矩矩地做一個普通人有什麼不好？！不過孩子的父母和其他長輩也有一些難處，因為一，據說有些非重點學校校風不好，擔心孩子染上不良習慣（“文革”以來這樣的事的確常見，我也不能閉上眼睛矢口否認。倘使沒有人來大抓一下，不良的校風也難改好。但是拿目前的條件來說，似乎連小抓都有困難。大家都明白要辦好學校必須有一批好的老師。平日不培養，到了需要時哪裡去找？）。二，孩子進非重點學校唸書，讓做父母的感到丟臉，雖然沒有人逼著寫“教子無方”的檢查，但想到自己在教育孩子身上不曾花費多少功夫總覺得慚愧。三，重點學校很合喜歡把人分為等級的社會的口味，分好等級把注意力集中在高等人身上，只要辦好少數重點學校就行了，不必去管非重點人的死活。他們可能是這樣錯誤地理解辦教育者的苦心，所以看見孩子的考分低進不了重點學校，就以為前途一片黑暗、萬事大吉了。
只有我一個人不像他們那樣悲觀，雖然在家裡我完全孤立，但是我相信社會主義的教育
